不管怎么说,这句话至少产生了一点效果。
我拿到了一个瓶子。几小时之后,就不再光是我一个人了,到了早晨,我们对这些事都已经习惯,而且提出什么要求,也一点不觉得什么不好意思了。
火车走得很慢。有时候它停下来,把死了的人抬下去。停车的次数很多。
艾伯特在发烧。我的情况还可以,只是有点疼,不过最糟糕的是,在那石膏绷带下面可能还有虱子。痒得厉害,而自己却挠不到。
整天,我们就是睡觉。田野风光从车窗外悄悄地掠过去。第三天晚上,我们到了赫伯斯塔尔[25]。我从护士那里听到,艾伯特因为发烧,就要在下一站抬下去。“这一列火车开到哪里?”我问。
了进来,直朝我望着。
“他从床上摔下来啦。”
她按了按我的脉搏,摸了摸我的额头。“不过,你没有发烧。”
“没有。”我表示同意。
“那么,你是不是做梦了?”她问。
“到科隆。”
“艾伯特,咱们会在一起的,”我说,“你瞧着吧。”那护士第二次来巡视的时候,我屏住呼吸,把气逼到脑瓜里,脸又胀又红。她站住了。“您觉得疼吗?”
“是的,”我哼哼着,“一下子疼起来了。”
她给了我一支体温计,就往前走去。要是我连这点窍门都不知道
“大概是的。”我把话岔开了。现在,盘问又开始了。她用一双明亮的眼睛瞅着我,她越是干净和优美,我就越是不能告诉她我需要的是什么。
我又被抬到了上头的铺位上。那固然很好。等她一走,我就得试着再爬下来。如果她是一个老太婆,那么把真情实况说出来也比较容易,然而她是这么年轻,最多只有二十五岁,那就不好办了,我对她不好开这个口。
这时候,克罗普来搭救我了,他不怕羞,别人被弄得难堪他都无所谓。他就去招呼那位女护士。她转过身来。“护士小姐,他要——”可是艾伯特也不知道该怎么样把这个意思无可指责、合乎礼貌地表达出来。在我们前线,只要说这么一个词就成,可是在这里,对着这样一位女士,可他一下子想起了在学校里的情形,便流利地续完了他刚才说的那句话。“他要出去一下,护士小姐。”
“原来是这样,”那护士说,“不过上了石膏,他不应该从床上爬下来。那么,您要什么?”她转身问我。
对于这个新的转变,我大为震惊,因为那个东西行话叫什么,我毫无所知。那护士倒来帮我的忙了:“小的还是大的?”这种丢人的事!我像猴子一样冒着大汗,狼狈地说:“唔,只要小一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