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罗普呻吟着。我很气愤，喊道：“外面安静些。”
一分钟之后，有位护士出现了。她穿着白色和黑色的服装，看去像是一件很好看的咖啡壶的保暖套。“请您把门关上吧，护士小姐。”有人这样说。
“我们正在祈祷，所以才把门开着。”她回答。
“可是我们还要睡觉啊——”
“祈祷要比睡觉好，”她站在那里，天真地微笑着，“何况现在已经七点钟了。”
，那就说不上拜过卡钦斯基为师了。这种军用体温计，没有把有经验的军人考虑在内。你只要让那水银柱子升上去，那它就会停留在真空管里，不再落下来了。
我把那体温计夹在胳膊底下，向下倾斜，用食指持续不断地弹它。然后我再把它一摇。我就让它升到了三十七度九。可是这还不够。赶快点根火柴小心翼翼地放在它旁边，使它上升到了三十八度七。
当那护士走回来的时候，我直喘粗气，呼吸很急促，一双呆滞的眼睛瞪着她，烦躁地辗转反侧，轻声地说着：“我再也忍受不了啦——”
她在一张小纸条上把我也记下来了。我知道得很清楚，若非万不得已，我的石膏绷带绝不会重新打开的。
艾伯特和我一起被抬下车了。
克罗普又哼哼起来。“把门关上！”我吆喝道。
她完全不知所措了，看样子她根本不理解。“可是我们也正在为你们祈祷咧。”
“那也得把门关上！”
她走了，门依然开着
我们住在一所天主教会的医院里，又是同一间病房。也是运气，这种天主教会医院是以治疗好和伙食好而闻名的。这所医院让我们这一趟列车上的人住满了，其中也有很多严重的病患。我们今天没有被检查，因为医生太少。在走廊里，装着橡皮轮的平板车接连不断地推过去，常常有人直挺挺地躺在那上面。一种糟糕的姿势——像这样让四肢都伸直了——只有在一个人睡熟了的时候，这样是可以的。
这一夜纷乱极了。没有一个人能睡着。快到早晨了，我才稍微打了个盹儿。醒来的时候，正好天亮。房门敞开着，我听到走廊里的声音。别人也都醒来了。有个人在这里已经住了两三天了，他把这个情况向我们做了解释：“在这里，每天早晨那些护士都要在走廊里祈祷。她们管这个叫早礼拜。为了使你们大家都能够分享到福祐，她们就把房门给敞开了。”
这样做，用意的确是好的，却使得我们的骨骼和头颅都疼了。
“有这样的荒唐事，”我说，“正好一个人就要睡着的时候。”
“所有的轻伤病患都在这里，因此她们才到这里来祈祷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