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但是,如果我们历史地去看,新自由主义其实并不新。正如列宁指出的,资本需要寄生于国家之中。而波兰尼则进一步提出了资本对国家的“嵌入”。两者都揭示了资本左右国家的形式虽然并不固定,但是这种寄生关系始终存在。在这个前提下,国家与“精英”可能并不是两个相互独立的力量,可以相互博弈或蚕食。
张昕:拉克曼框架里面的确有很多阿瑞基的影子,但是这样的框架似乎并不能解释当下中美之间的关系。一开始中国对美国是单向的学习、赶超和模仿,逐步发展到后来的竞争态势。我曾在我的文章中提出,中国整个经济的金融化速度非常快,到21世纪第一个十年左右,整个国民经济的金融化程度可能跟美国已经非常接近,甚至在个别指标上已经超过美国了。这种结构性变化给我们的分析带来了难度,因为拉克曼也好,阿瑞基也好,都认为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之间是更替的周期。而我们面对的这个正在展开的周期可能和他们描述的逻辑不一样了:可能的替代者和原霸权呈现同样的结构特征。此外,即使现在核心国家整个国民经济的金融化程度已经这么高了,我们还在用传统意义上对于金融资本和产业资本的划分。这是我困惑的地方。以今天中国的平台企业为例,今天可能是投共享单车,明天是滴滴,后天就变成影视圈IP改编,本质却是金融运作。你说这是金融资本,还是产业资本?这两者之间的界限已经很模糊了。那么,原来常见的精英身份的界定、不同精英群体相互竞争结构的界定,还合理吗?这是我们需要面对的新问题。
第二点是,在中美同时经历金融化的过程中,一个共同的利益群体逐渐成形,虽然有各自鲜明的国别特征,但在慢慢形成一个跨国别的群体。但是经过2008年的金融危机,再到2018年整个全球宏观层面政治上的冲突,之前中美之间实质的“趋同”(convergence)和微妙的利益共同体,好像在政治上碰到了一个重大的障碍。现在中美口头上经常说所谓的经济“脱钩”,已经影响到各种跨国精英团体的利益。这个前景会怎么样?现在不太清楚。
最后,拉克曼整个框架中重点分析的都是海洋帝国,其中精英结构的变迁受到帝国中心跟殖民地之间关系的影响。他在书的前言部分提到了为什么排除了奥匈帝国、奥斯曼帝国和沙俄帝国这三个大陆帝国。而这三个帝国在18—19世纪大规模地扩张,后来又被迫收缩,甚至解体,其中心与殖民地关系不同,精英关系变化的逻辑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