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行动者和金融精英或其他精英直接互动，我猜这也是拉克曼没有把国家分析放在核心的一个原因。
朱宇晶：这关系到国家自主性的问题：国家是不是一个行动主体，有它自己的议程和价值？还是说它只是不同精英利益平衡的结果？国家有更多的公共性，也是超出精英斗争、阶级斗争的场域。
尤怡文：我倾向于将金融制度作为线索，观察哪些精英（不管他是否主观认同自己是精英）被调动组织起来形成权力联盟，与哪些群体形成对立；又是因为什么样的制度变迁，导致精英利益变迁及冲突，形成新的关系。按照这个思路，我试着回答前面讨论提出来的几个问题：精英与国家的关系，以及精英与阶级的关系。
首先是精英与国家的关系。我想将这个问题里的两个关键词“精英”和“国家”替换为“金融精英”与“官僚精英”，或许有助于分析的精确性，也更易于进行跨国比较。在美国案例中，金融精英（投行高管）与官僚精英（美联储、财政部）几乎是同一票人，他们不但都具有藤校背景，同时他们的身份是随时可以转换的，投行高管可以直接转任财政部长或美联储理事，官僚系统与华尔街之间的“旋转门”畅通无阻，空档期间还能回藤校商学院任教。从这个角度来看，很难定义金融精英和官僚精英间的关系是制度还是非制度化关系，因为他们基本上就是同一群人。相较于金融化前透过董监连结形成的跨部门/产业精英核心圈，金融化后，金融业与官僚体系的关系变得更紧密，甚至是一体化了。
而在日本，我们可以看到另一种金融精英与官僚精英关系。日本从明治后期开始建立自主的官僚体系，最初是掌权的旧藩阀大臣为阻止政党势力染指官僚体系，而限定由帝国大学输送官僚人才，其后渐渐形成以东京大学毕业生为主的官僚体系，加上政务官任免频繁，政策主要由事务官主导，因此被批评为“东大官僚治国”。虽然存在官僚退休后任职大银行顾问董事等职的惯例，但相对于美国的高度人员重合，日本官僚精英和金融业精英是两拨人，官僚精英仍能保有一定的自主性，尤其是战前一代官僚，带有较为强烈的民族主义意识，其立场并不总是和金融业精英的利益一致。
金融精英与其他阶级之间的关系，也是我最近关注的问题。金融资本强大之处在于，它比工业资本更具渗透力及吸纳能力。以英国为例，先是土地精英加入金融精英联盟；到19世纪下半叶，越来越多的中产阶级持有金融资产，也加入这个联盟，有点像是童话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