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和地权配置的信息细节往往缺失。这本著作也因此更多地着眼于对制度史料的细致考证和审视，但“人事”一面因史料所限而有所不及。
与此相关的是，我们对中国历史，尤其是对中国近古以前的历史的认识，主要依赖考古发现的文物史料。可以推测其中大多是官方文本记载，或者说带有官方眼光的、有关正式制度的记载。例如，睡虎地秦墓竹简所记的“盗马爰书”，据作者解读应当是上报给县廷的有关“求盗”的报告(p.122)。如此之类，在书中依凭的史料中分量最重。另一个合理的推测是，那些留下丰富官方记录的世家和区域，更有可能存在强盛的官方制度，因其史料丰富而更容易引起研究者的关注。不难想象，基层社会、民间活动的信息难以进入文字记录，因此也难以作为史料保存下来。如此，当我们主要依据官方资料来认识z.府行为，则可能从国家的视角，更多地注意到其正式制度和行为。换言之，官方的乡里制度有案可稽，但它们在实际社会生活中发挥怎样的作用，仍然是一个有待回答的问题。
读完本书的一个印象是，鲁西奇致力于史料考证和辨识，但对史料意义、制度性质的阐释和讨论很是谨慎，未及展开。例如，隋代废乡官举措，应该是乡里制度演变的一个重要关头。作者对此虽有涉及(pp.362—369)，但关注点放在史料辨析上，对其背后的意义以及文献中的不同解读未有聚焦讨论。胡恒(2020)整理了清代各时期朝廷围绕乡官设置的重大争论，其中透露出历史上乡官的角色和渊源。清代雍正皇帝令复议隋唐废弃的乡官制度时，鄂尔泰持有异议并提出，现有*员“远离桑梓，可杜徇私、报复诸弊也”，如添设乡官，“用本乡进士、举贡、生监、耆民人等，若辈世居其土，非亲即故，内有恩有德，亦有怨有嫌，一旦令其群居民上，予以事权，无论假公济私，施威市恩，料事所必有”(p.87)。两江总督端方、江苏巡抚陈启泰关于筹办地方自治局的奏折也写道：“臣等以为周之闾胥、比长，与汉之三老、啬夫，虽命自国家，事殊团体，然其受任自选举而来，其用人必不出本郡。”(p.103)早在隋代废除乡官的争论中，其力主者李德林亦有同样看法：“本废乡官判事，为其里闾亲识，剖断不平。”可见，废除乡官的一个重要考虑是，乡官不仅是王朝的基层控制工具，而且更多地代表了乡土利益。胡恒据此指出，虽然隋代与清代千年相隔，但看法何其相似，其背后体现出隋代以来国家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