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中国历史上长期存在自上而下的“编户齐民”制度，帮助我们在更为广阔的背景下认识“皇权下县”与否这一问题；其次，作者的细致研究追溯和刻画了基层制度建立、扩散的历史过程以及不同朝代间制度的延续和变更，展现出一幅幅更为丰富多彩的画面，也因此提出了新的研究问题。
已有西方文献中关于国家建构的讨论多着眼于近代欧洲国家，这是因为近代国家模式的雏形起始于此。在这些文献中，国家建构的路径体现为权力自下而上、由分散到集中的趋势(Anderson1974；Finer1997)。即使是高度绝对主义国家（如法国），如蒂利(Tilly1986)所分析的那样，也经历了由分散的、各自为政的地方性权力逐渐集权于王室的漫长过程。然而，古代中国的国家建构，自秦汉至唐宋，在权力集中和组织架构上已经高度发达。与欧洲近代国家相比，中国国家制度设施尤其体现在对“人”的管制上，而乡里制度即是国家赖以汲取资源的基层社会组织形式。赋税劳役募兵之举自先秦以来业已建立，也就是说，皇权汲取资源的能力早已贯彻于基层社会。
进一步的问题是，在这些赋税劳役方面的资源动员制度之外，乡村社会的内部组织和治理是如何运行的？与官方的乡里组织和乡吏是什么关系？从这些方面来看，有关帝国基层控制的制度和实践仍有进一步讨论的空间。
钱穆先生(2001)谈及中国历代制度时说，政治应该从人事与制度两个方面来讲。从制度上，代皇帝执政的地方*员有教化、治安等职责。依此观之，可以想象国家控制随官吏足迹而深入乡村。但这些“硬性”制度和职位的实际运行状况是怎样的呢？历史上的基层社会行政区划（乡、里等）多有变化，但拘于史料，具体人员来源并不明朗，对其动机、行为和非正式运作等方面，史家知之则更少——至少在近代以前大致如此。可以确定的是，基层行政体制及其相关职位的性质经历了一个不断演变的过程。例如，梁方仲(2008)关于明代“粮长”制度的研究表明，“粮长”角色起初由纳粮大户充任，多有民间统领色彩。但随着时间推移，粮长沦为吏役，直至被废除。再如，乡里制度中的“三老”等职位是如何产生的？各种乡吏从何而来，代表谁的利益？鲁西奇著作中细致讨论了各种乡里制度，如关于秦汉“里父老”的考证(pp.189—194)。官方文本的史料通常从国家视角来审视当事人（如赋税户、人丁），而他们背后的社会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