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击等特殊的历史原因，美国的普遍社会意识没有像欧洲那样，受到“一战”所带来的时间断裂与虚无之感的深刻影响，而是继续，甚至加强了历史作为连续变化的观念，相信历史的动力来自其内在未被发现的规律，而非外在的不可知因素——这种意识和狭义的社会科学相互构成。同时，从美国内部的具体情境来看，其特殊的国情与民情将继续促进现代性的发展，并可以避免贫困、阶级斗争和战争等欧洲现代性中的负面结果。这一思想基调促使社会科学家开辟出一个独特的领域，来研究历史之中或历史表象之下的自然过程：不同于欧洲社会科学对历史的断裂与无常的承认，美国的社会科学家力图采用更为强大的技术手段和概念工具来控制作为自然过程的历史(Rose1994，22—52)。换言之，20世纪的美国社会科学反而强化了以进步主义为基础的实证主义。“二战”之后，这种学术取径进一步制度化，成为“发展主义”、现代化理论等等的基石，把西方社会的当下作为全球南方发展的未来图景，从而把进步主义的时间问题变成了一个南北方之间的空间问题(Harvey2008；Osborne2011)。
三社会科学的应对实验之二记忆的复兴与历史社会学
正如前文所述，第一次时间危机在“二战”之后逐渐消退，新的时间秩序逐渐稳定：进步主义仍未完全退却，当下主义已开其渐。而从20世纪80年代末、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当下主义在获得霸权之后，也日渐陷入了危机。与此同时，欧洲与美国的社会科学（部分包括历史学）也出现了很多新的应对实验。就欧洲来说，“记忆研究”与“遗产保护”的兴起是一种重要的学术运动。这是对当下主义“无纵深时间”的反动，但悖谬的是，这些运动很快又被当下主义所吸纳，成为当下主义内部处理历史问题的一种典型方式和文化工具，“对记忆的需求同时成为危机的表达和解决方式”(Hartog2015，144)。其中，诺拉的《记忆之场》、康纳顿的《社会如何记忆》等作品都是这种时间实验的典型代表，也集中写作于20世纪80年代。<注："有关记忆研究的综述，请参见钱力成、张翮翾(2015)。当然，记忆与历史有本质区别的观点，在记忆研究中不断受到挑战，比如历史学家柏克就曾认为：“历史就是社会记忆。”">
具体来说，所谓的“记忆”，更多的是一种私人性的历史建构，是以个体特殊“身份”为中心，以“当下”为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