碎的历史与时间性，为社会科学与历史提供新的整全性。他们固然放弃了历史主义内含的未来乌托邦，却仍然试图把自由思考的主体从未来的霸权中解放出来，在主观理性的基础上重建基本价值和“主体间性”。以韦伯的“理想类型”为例。虽然他批判19世纪以来的实证主义，并承认了社会科学的概念本质是人为建构之物，但他也从另一方面提供了社会科学共同体集体工作的可能性。在他的名篇《以学术为业》(1998)中，他亦试图调和不可避免的主观性与科学研究的可能性之间的张力。不过，这种“调和式超越”是极不稳定的。20世纪30年代政治局面进一步恶化、特别是欧洲知识分子无法再作为“立法者”探索社会的道德基础之后，新实证主义重新兴起了。<注："比如罗素、维特根斯坦的所谓“逻辑实证主义”的新哲学就为之奠定了基础。当然，这种新实证主义并无19世纪实证主义对科学的信心和对历史进步的信仰，反而是退守的。它极大限制了哲学与社会科学研究的范围，而非扩张之。">
这一时期美国社会科学的选择尤其值得详述，因其学术霸权时至今日仍形塑着全球社会科学的典型样貌，并从狭隘的美国地方经验和理想类型出发建构了普遍主义的概念和理论话语。与欧洲形成对照的是，美国社会科学自20世纪初便从德国式的社会科学转向以自然科学为发展模板，放弃了处理特殊而变动的历史性这一任务。这一新思想模型相信在表面的历史过程之下，“现代社会更接近一种类似自然的过程。社会世界由针对自然激励的个体反应所组成，而资本主义市场与现代城市社会也被认为是这种自然过程的一部分”(Ross1994，xiii)。这本质上是一种非历史的研究策略，在历史与科学的张力中选择了后者。一旦和美国强烈的个人主义式的自由主义相结合，又会导向通过科学和技术的手段对自然（社会）的操控。换言之，美国社会科学转而试图把历史的不确定性转换为可控的自然过程。20世纪50年代之后，这一模型愈益获得合法性，并借助对各种定量模型、系统论、功能主义和行为科学方法的运用而获得了极大的发展。
根据罗斯《美国社会科学的起源》一书的历史追摄，这种独特的社会科学路径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在美国内战前就开始发展、在世纪之交又经重新建构的“美国例外论”。由于共和主义政治制度的建立和延续，西部大开发带来的自由市场秩序的不断扩展，以及美国在“一战”中没有受到严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