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期开始更为普及，影响也更大。其核心的研究问题乃是检验现代社会“未来”的命运，以作为进步的重要媒介。社会科学正是工业资本主义及现代性秩序扩展的知识产物，并在当下的资本主义体制中仍然发挥着重要的功能，尤其致力于阐释并推动资本主义和霸权国家的政治经济方案对全球其他社会的持续重构。在此过程中，社会科学会把某些知识形式边缘化甚至排斥在外，而把另一些知识形式放置在学科中心。时间性问题对于社会科学的重要性在于，它是特定知识形式的前提：它决定了社会科学从哪一种价值出发——是某种过去的价值，是当下重构的过去的价值，还是当下的个体主观价值，抑或永远处于未来、永远未曾到来的永恒期待。易言之，这在根本上是一个政治问题。除此之外，从19世纪末开始，社会科学要构建新的实验方案，也必然要在两个重要的学术维度中做出选择：其一是在历史学与社会科学之间的分野所构造的学术空间中选择合适的位置，从而必须与两者展开一场语义复杂的对话；其二是如何继承和重构国别性的文化与政治脉络。
以欧洲大陆国家为例，最具原创性的实验主要由1890年之后法国、德国（奥地利也属于同一知识传统）和一部分意大利的所谓“世纪末一代”(findesiècle)学者所推动，比如韦伯、弗洛伊德、克罗齐等等。他们实现了从哲学和历史到社会科学的重要转折。与后文述及的美国社会科学的发展路径不尽相同的是，他们和历史学有着更深的纠缠（比如克罗齐本身就是历史学家），也分享了历史学对于历史主义危机的深刻忧虑以及对于历史独特性的尊重(Ross1994，1—25；Hughes2002，3—66)。18世纪以来，历史主义把理性和道德价值建筑在“客观历史”发展的基础之上，但这个基础很快被证明是不牢靠的，社会科学观察者的主观性问题亦成为争议的焦点。而历史学在运用和阐释历史主义的过程中，不可避免会进入对于历史的具体关注，一个危险后果就是，抽象的历史法则与进步的愿景在具体而多元的史实面前可能面临崩溃，历史的不确定性会占据上风。人类历史真的有目的吗？这成为一个令人不安的疑问。同时，浪漫主义的兴起及其与史学的结合也促进了人们对个体价值和历史存在多元性的体察和认知。因之，与历史学的深刻渊源给欧洲大陆的社会科学带来了不同的特质。上述的这些思想巨匠，首先试图以“主观意识”的反思性创造来重新拯救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