排崩坏的情况下，对于危机的感知和重新关注，往往首先是从对时间危机的体察开始的——这是政治和经济层面危机的前提。
由此可见，从本雅明到阿伦特的写作时期，西方正经历了这样的时间危机。此后，为了应对危机，新的时间性得以发展和制度化，为社会—文化生活提供了新基础。而目前的西方世界（某种程度也包括中国）似乎还都处于这一波时间危机之中，其矛盾和困厄还在进一步展开。这是现代性以来最重要的两次危机。其中，社会科学作为言说与剖析现代性的学术工程之一，在每一次时间危机中都是提出应对方法、实验新时间意识的重要场域。那么，在每一次危机中，西方社会的试验性方案大概呈现何种面貌？内部有何种多元性？实验的主体又是何种知识生产者，有哪些代表性的方案，陷入了何种困境？作为现代化后发者代表的中国，提出了何种方案，出现了何种非意料结果？在当下主义的危机中，我们到底需要何种新时间方案，需要何种时间的政治？这正是本文接下来的核心议题。对于这一宏大的议题，笔者更多只能从自身所在的学科出发提供部分思考，难免挂一漏万，也无法提供确定的答案。
二社会科学的应对实验之一欧洲的“主观意识”与“美国例外论”
如果说本雅明和阿伦特对于时间性的反思更多停留在哲学的进路，那么更直接处理人类历史问题的两种进路则是历史学和社会科学。两者本质上都是有关人类社会历史经验的某种再现与重述，并以统合历史的特定方式和意识为基础。自18世纪西方现代社会被发现和建构以来，历史学和社会科学作为现代性的思想产物，更像是一对拥有共同起源的孪生兄弟。进步主义—历史主义恰是其共同的源头，而两者对于历史主义的不同发展和继承又导致了两者的内在张力(Ross1994，3—21)。<注："所谓的“社会科学”，在当代中国主要包括经济学、管理学、政治学、社会学、公共管理、法学等等，与西方19世纪的意涵不尽相同，且要与人文学科相区别。比如法学在19世纪西方可能不属于社会科学，而当时所谓的政治经济学(politicaleconomy)也与今天理解的经济学不同。而人类学长期介于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之间，但在当代中国属于社会学二级学科，被官方归入社会科学。">
此后，历史学与社会科学的时间前提及其研究者的身份认同都逐渐分离，虽然两者之间并非毫无沟通和借鉴。与历史学相比，社会科学从19世纪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