排崩坏
情况下，对于危机感知和重新关注，往往首先是从对时间危机体察开始——这是政治和经济层面危机前提。
由此可见，从本雅明到阿伦特写作时期，西方正经历
这样时间危机。此后，为应对危机，新时间性得以发展和制度化，为社会—文化生活提供新基础。而目前西方世界（某种程度也包括中国）似乎还都处于这
波时间危机之中，其矛盾和困厄还在进步展开。这是现代性以来最重要两次危机。其中，社会科学作为言说与剖析现代性学术工程之，在每次时间危机中都是提出应对方法、实验新时间意识重要场域。那
，在每次危机中，西方社会试验性方案大概呈现何种面貌？内部有何种多元性？实验主体又是何种知识生产者，有哪些代表性方案，陷入何种困境？作为现代化后发者代表中国，提出何种方案，出现何种非意料结果？在当下主义危机中，
们到底需要何种新时间方案，需要何种时间政治？这正是本文接下来核心议题。对于这宏大议题，笔者更多只能从自身所在学科出发提供部分思考，难免挂漏万，也无法提供确定答案。
二社会科学应对实验之欧洲“主观意识”与“美国例外论”
如果说本雅明和阿伦特对于时间性反思更多停留在哲学进路，那更直接处理人类历史问题两种进路则是历史学和社会科学。两者本质上都是有关人类社会历史经验某种再现与重述，并以统合历史特定方式和意识为基础。自18世纪西方现代社会被发现和建构以来，历史学和社会科学作为现代性思想产物，更像是对拥有共同起源孪生兄弟。进步主义—历史主义恰是其共同源头，而两者对于历史主义不同发展和继承又导致两者内在张力(Ross1994，3—21)。<注："所谓“社会科学”，在当代中国主要包括经济学、管理学、政治学、社会学、公共管理、法学等等，与西方19世纪意涵不尽相同，且要与人文学科相区别。比如法学在19世纪西方可能不属于社会科学，而当时所谓政治经济学(politicaleconomy)也与今天理解经济学不同。而人类学长期介于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之间，但在当代中国属于社会学二级学科，被官方归入社会科学。">
此后，历史学与社会科学时间前提及其研究者身份认同都逐渐分离，虽然两者之间并非毫无沟通和借鉴。与历史学相比，社会科学从19世纪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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