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me)(Hartog2015，101—148)。
这种当下主义迅速成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社会主要表征的起源之一。在文化和政治范式上，处于当下的个体最终成为时间的主观裁判者，“超级个人主义”(hyper-individualism)取代了个人主义，身份政治也取代了公民政治。尤其是在美国，20世纪六七十年代民权运动的成功、“罗斯福体制”的最终衰落等因素使得自由左翼将身份政治作为主要的政治话语与组织基础，寻找并维护某种狭隘而排他的自我身份取代了对某种集体政治愿景的求索。这无非是增强了以个人主义为道德基础的新自由主义政治，在麦克·里拉看来是一种“假政治”，其本质是“反政治”的，和“里根主义”并无区别(Lilla2018，60—95)。在经济层面，把每一个当下的价值提取出来并即时变现成为主导的原则，这一点在20世纪80年代之后美国经济的普遍金融化中得到了绝佳的体现（欧洲更晚一些）。在股东g,m之后，公司股价成为衡量绩效的最终标准，美国的企业管理阶层不再努力建立一个具有长期经济价值、可持续发展、有社会影响的公司，而是致力于抽象出一个可以在股票市场上转手变现或是至少能使其保持有利的市场地位的“概念”（何柔宛2018）。而消费主义对商品即时价值的追求以及对其可即时抛弃属性的需求，也是这种经济-时间精神的另一面(Hartog2015，113)。
历史性的体制
[法]弗朗索瓦·阿赫托戈著
黄艳红译
中信出版集团(2020)
在这种时间性中，所有人都成为当下的囚徒，所有政治性实践和思想性的发问，都无一例外地从当下开始，又以当下为终结。阿赫托戈在2003年写作《历史性的体制》一书时指出，到了我们的21世纪，当下主义似乎无法弥合有关历史的“经验”和有关未来的“期望”之间的差距(Koselleck2004)，此间产生的种种矛盾和无措，似乎已把当下主义所有能量耗尽，使其难以保持当下的霸权地位，亦无法再维持这一时间性中过去、当下与未来之间显而易见的关系。这正是阿赫托戈所谓的“时间危机”(crisisoftime)(Hartog2015，16—18)。显然，在西方社会经济发展、政治平顺和阶级关系相对缓和的时期，特定的时间范式往往被当作一种默会知识，很少成为公共讨论的焦点。而当社会秩序巨变，既有政治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