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郦菁：时间危机与社会科学的实验（4 / 26）

么他实际上（至少在欧洲）破坏了自19世纪以来时间性的基石，也打碎了文化——社会生活的基本前提。这就是“二战”之后的阿伦特在写作时面临的历史情境。既然“历史天使”已死，具体的人必须在个体的基础上栖身于过去与未来之间的裂隙，进行一场恒常的战斗。但不管怎样，在这场战斗中，作为个体的人，是既有无尽的焦虑，也有和解的希望的。这种时间体验与战后的基本政治经济局面及思想动向也是相关的。一方面，进步主义并没有完全退出舞台，而是借由国家对经济管理的普遍增强、冷战格局下西方发展观在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的推广等新的契机重新复活——换言之，进步主义的时间结构依靠一种空间结构得以维系，即把西方的当下变成地理空间中他者的未来(Osborne2011，15—20)；另一方面，所谓的“当下主义”(presentism)正在形成。20世纪70年代之后，经济快速增长时期的终结、持续的经济“滞胀”、失业率的高企以及技术层面的发展，使得这种新的时间性不断扩张。最终，“当下主义”借由后现代主义思潮对现代性（包括其时间性）的拒绝和批判逐渐获得霸权，取代了进步主义。在这种新的时间体验和历史观念中，阿伦特所停驻的那个精神性的“裂隙”被实在化为现实的“当下”；而每一个当下不再会以未来之名被牺牲，亦不是通往某种永恒性的跳板或过渡；相反，当下不仅侵蚀并最终代替了未来——当下不断膨胀，当下成为庆祝的对象。相应地，过去、当下（现在）与未来之间的关系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一方面，未来在某种程度上被关闭了：既然进步主义与历史主义的宏大期许已被放弃，那么每一刻的当下价值才是值得追求的，以替代对于超越性价值的想象与追逐。并且，只要技术进步带来的变革速度足够快，那么当下在某种程度上就可以被“未来化”，当下自身可以获得曾经只属于未来的永恒性。另一方面，卡夫卡与阿伦特笔下那个为过去与未来之斗争所苦的个体，现在亦可以放弃不息的战斗了，只要寓居在每一个当下即可。也正因为当下时刻处于流动不居的恒常变化中，对于历史和经验的主观体验现在反而成为唯一确定的东西。寓居在当下的个体现在成为唯一重要的主体，它不再与来自过去和未来的压力激烈战斗，而是可以根据每一时刻的需要来重新组织和建构围绕在其周围的过去和未来。阿赫托戈称之为一种有关时间的“褊狭主义”(provincialismo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