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点进行筛选和重组的历史片段。即使是集体记忆,也是从某种当下的集体身份出发来不断重新建构的,或从某个具有公共性的场所或文化标识出发来组织和汇集不同的记忆,最终汇入并重构当下的社会思想图景。这一过程与作为公共书写的“历史”并不相同,和前现代的“记忆社会”也不尽相同。前现代的记忆是没有书写历史作为对照物的,只是一些记忆遗产的不断循环;而当下的记忆,却在不断利用历史,按照现时的需要改造历史,因而并没有一个坚实而不可更改的过去作为记忆的基础。易言之,记忆并不是历史;而记忆又被当作一种历史(比如口述史),或至少是和历史密切联系的,有关“记忆的历史”(historyofmemory)的新学术与文化场域也被开辟出来。另一方面,大规模的“遗产化”运动也是记忆复兴的一体两面(Hartog2015,101—191)。
记忆的复兴,首先是对当下主义“无纵深循环”的反动。记忆用截然不同于此前历史主义或科学主义的方式,重新引入历史,使得“过去”又在某种程度上回归了。当下与过去的联系一度被当下主义阻断,现在又可以通过新的方式被想象,并从此出发重建未来的部分愿景。这种学术和文化运动背后的心理动向之一是受困于当下主义中的主体的焦虑,这种焦虑驱使着人们去重建过去、当下与未来的关系。然而吊诡的是,“记忆的历史”找回过去的方式,又是极为当下主义的,因为此中的过去是重构的过去,是过去的片段而非全部的过去。哪一种过去被调用,完全取决于记忆发生的主体和场所,仍如聚沙之塔一般没有相对稳固的时间基础,并很快成为消费社会中随时可供包装售卖的商品。在这一过程中,历史研究者(包括历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的角色也发生了重大变化。他们已无法以鲍曼意义上的“立法者”而存在,但他们在无限循环的当下主义中发现了自己的新位置:协助个体发现和重构记忆,促进集体记忆的涌现、建构和记录。概而言之,不管是记忆的历史也好、文化遗产也好,这种处理时间的方式并没有超出当下主义的逻辑,也无法创造新的时间结构。更为吊诡的是,多元记忆的无限生产也许反而会导致遗忘。
美国社会科学的不同领域也感受到了类似的时间危机,试图进行重新处理历史和时间的实验。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对于美国20世纪以来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化”研究策略的反动,试图“把历史找回来”;另一部分则努力把欧洲新兴的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