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点进行筛选和重组
历史片段。即使是集体记忆，也是从某种当下集体身份出发来不断重新建构，或从某个具有公共性场所或文化标识出发来组织和汇集不同记忆，最终汇入并重构当下社会思想图景。这
过程与作为公共书写“历史”并不相同，和前现代“记忆社会”也不尽相同。前现代记忆是没有书写历史作为对照物，只是些记忆遗产不断循环；而当下记忆，却在不断利用历史，按照现时需要改造历史，因而并没有个坚实而不可更改过去作为记忆基础。易言之，记忆并不是历史；而记忆又被当作种历史（比如口述史），或至少是和历史密切联系，有关“记忆历史”(historyofmemory)新学术与文化场域也被开辟出来。另方面，大规模“遗产化”运动也是记忆复兴体两面(Hartog2015，101—191)。
记忆复兴，首先是对当下主义“无纵深循环”反动。记忆用截然不同于此前历史主义或科学主义方式，重新引入历史，使得“过去”又在某种程度上回归
。当下与过去联系度被当下主义阻断，现在又可以通过新方式被想象，并从此出发重建未来部分愿景。这种学术和文化运动背后心理动向之是受困于当下主义中主体焦虑，这种焦虑驱使着人们去重建过去、当下与未来关系。然而吊诡是，“记忆历史”找回过去方式，又是极为当下主义，因为此中过去是重构过去，是过去片段而非全部过去。哪种过去被调用，完全取决于记忆发生主体和场所，仍如聚沙之塔般没有相对稳固时间基础，并很快成为消费社会中随时可供包装售卖商品。在这过程中，历史研究者（包括历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角色也发生重大变化。他们已无法以鲍曼意义上“立法者”而存在，但他们在无限循环当下主义中发现自己新位置：协助个体发现和重构记忆，促进集体记忆涌现、建构和记录。概而言之，不管是记忆历史也好、文化遗产也好，这种处理时间方式并没有超出当下主义逻辑，也无法创造新时间结构。更为吊诡是，多元记忆无限生产也许反而会导致遗忘。
美国社会科学不同领域也感受到类似时间危机，试图进行重新处理历史和时间实验。其中相当部分是对于美国20世纪以来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化”研究策略反动，试图“把历史找回来”；另部分则努力把欧洲新兴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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