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当下与未来之间的关系不再是显而易见的普遍观念，那么现代性必然遭遇了某种时间危机。不宁唯是，时间危机又总是相应的政治与社会危机的端绪，并与之紧密联系。从本雅明的《历史哲学论纲》到阿伦特的《过去与未来之间》，我们可以一瞥20世纪上半期进步主义与历史主义的时间性遭遇了何种危机，战后西方精神困顿的根源又来自何处。而从阿赫托戈的作品中，我们或能理解当下主义作为一种新的时间性，是如何在“二战”后逐渐兴起，并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后获得霸权。这种有关时间的褊狭主义，在政治层面与新自由主义和超级个人主义结合，在经济层面致力于提取每一刻的金融价值。尽管自20世纪末以来，我们的世界又经历了诸多重要的变化，比如政治激进主义与民粹主义的回归、移民危机引发的对西方文明再次崩溃的担忧、西方m;主体制的衰微、全球化的逆转与全球产业的重新布局，以至于最近的新冠疫情和俄乌冲突，等等。然而在很大程度上，我们远未跳脱当下主义的时间结构，只是正在经历当下主义的诸多危机，承受其罔顾历史也放弃未来期待的后果而已。如果说从19世纪末到本雅明时代的时间危机是欧洲性的，那么当下的危机则通过新自由主义秩序的扩展成为全球性的。这也是时间议题变得如此紧迫与重要的原因。
社会科学作为言说与剖析现代性的学术工程之一，在每一次现代性的时间危机中，都可能提出应对方法，并成为实验新时间意识的重要场域。其中，社会科学家的学术与政治角色也在不断转换。社会科学自19世纪在欧洲社会诞生以来，基本以进步主义为其内核。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洲社会科学家试图以对“主观意识”的反思性创造来重新拯救破碎的历史与时间性，为社会科学与历史提供新的整全性；而美国的社会科学则受到“美国特殊论”的影响，走上了效仿自然科学的道路，失去了全面反思进步主义的机会。在最近的当下主义危机中，欧洲知识界拥抱了记忆与遗产研究，而美国的社会学界通过历史社会学重新引入丧失的历史视野，并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的“实验性时间性”，到20世纪90年代所谓历史社会学“第三波”的运动，以及对于事件、历史或然性、能动性的广泛关注，却仍没有超越当下主义的基本逻辑，也没有出现重大的理论突破。至若中国社会科学的本土历史复兴，其实质有可能是保守的，即试图通过某种怀旧来建构未来愿景——这一方案面临着一系列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