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被“第二波”历史社会学所忽略和压抑的多元“庶民”群体和社会领域，比如关注性别、性取向、少数族裔问题等等；第三，从关注结构性权力的运行方式转向关注毛细管式的权力实施的过程，比如研究分类体系的制度化、医疗过程中的话语建构和技术创造的新秩序；第四，从关注政治经济学转向关注宗教、情感、,bao力和其他所谓“非理性”的社会因素，易言之，这也是历史社会学的“文化转向”。(Adamsetal.2005，63—64)
此外，休厄尔对于“事件”及其背后的“事件性时间性”的理论化和实证尝试也和“第三波”展开了对话，这使得他在历史社会学中的影响甚至超过了他所在的历史学科。所谓的“事件”，即“能够深刻改变结构的、相对来说罕见的一类事情”。所谓的“事件性时间性”，则强调历史的路径依赖于历史情境的重要性，承认因果多元与异质性，并将历史或然性放置在社会关系重构的核心。休厄尔以法国大g,m中的攻占巴士底狱事件为例，说明在具体的事件中历史或然性如何耦合，并通过改变文化图式的集体行动来变革结构本身(Sewell2005，100—102；225—270)。而厄马考夫的历史或然性理论的原创性，在于其试图将能动性、历史因素的耦合等概念充分操作化——尽管其过于精细的实证化倾向与艰涩的分析限制了其影响(Ermakoff2008；Ermakoff2015)。
这些探索并非美国学界的原创，远可追溯到本雅明时代，近则与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的法国事件(évènement)理论有隐匿的联系。早在20世纪70年代，福柯就曾提出自己的历史研究试图捕捉的是“事件”，并指出了“事件化”路径的理论——政治功能，即打破“显而易见性”，以及维持这种显而易见性背后的“联系、遭遇、支持、阻碍、力量和策略等”(Foucault1991，76—78)。20世纪80年代以来，巴迪欧(2018)的《存在与事件》，德勒兹(2017)的《感觉的逻辑》以及齐泽克(2016)更为通俗的作品《事件》等，都把事件理解为某种解放性事件，是原因与结果之间的地带，是既定结构内部无法收编的冗余之物，而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特别是新自由主义）的胜利使得我们一直停驻于一种持续性的“前事件状态”：能使新事物崛起之真正事件迟迟无法发生，恒常的、非实质性的变化维持的则是一种实质性的不变。此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