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过程从历史情境中抽拔出来，并仍以自然科学的演绎方法为出发点。在时间性的层面，休厄尔曾称其以“实验性时间性”为基础，因而——
“类实验性的比较方法最大的问题还不在于无法搜集足够的案例，这只会影响一些研究的（具体）问题。最大的问题毋宁是有关时间性的非历史假设，这是严格遵循实验逻辑所必需的。我会说有关时间性的实验性概念和一般的比较方法是不可分的，且只有在布洛维十分恰切地称之为‘把历史冻结’之后才能施行——我还要把这个比喻扩展一下，即把凝结成团的历史时间人为切分为可以相互替代的单位。”(Sewell2005，94—95)<注："此段为作者翻译。此段所引的布洛维对斯考切波的批评，请见Burawoy(1989)。">
正如休厄尔所批评的，这种历史社会学的议题固然是历史的，但其处理历史的方式是非历史的。截然不同的、分属不同时期和情境的“过去”，被当下的研究者调用，成为“相互替代的单位”被并置在一起，在当下的理论尺度中进行比较。并且，这种历史社会学始终认为自己的根本任务是进行社会科学式的“解释”，仍需从社会学理论出发进行分析，因而并没有在本质上接受历史学的“叙事”传统，而他们的自我认知也在根本上有别于所谓的“天然的历史学家”。此外，这种历史社会学研究虽然很大程度上放弃了马克思主义内在的进步主义和历史主义，并接受韦伯主义对于现代性的批评和重构，但并没有质疑与现代性社会理论相关的基本概念，从而排斥或压抑了这些概念之外的社会事实和议题。这继承了20世纪以来美国社会科学对于现代性的信心与信任。在某种程度上，这无非是用一种当下主义，替代了另一种当下主义。
另一种历史社会学的实验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逐渐展开。其中，亚当斯、克莱门斯和奥尔洛夫所编纂的《重构现代性》是这一运动的重要宣言之一，她们自称这次运动为历史社会学“第三波”。<注："有关历史社会学不同浪潮（波）的划分也有不同说法，比如DennisSmith(1991)就认为只有两波，其中第二波分为三个阶段。">尽管这一运动至今仍缺乏相对统一的理论语言，也没有像“第二波”那样明确的议题和方法内核，但有以下几个大致的动向：第一，将行动者及其能动性移入理论的中心位置，讨论其利益、理念与身份是如何具体形成的，而并不假设它们是由其结构性位置事先给定的；第二，重新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