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过程从历史情境中抽拔出来,并仍以自然科学演绎方法为出发点。在时间性层面,休厄尔曾称其以“实验性时间性”为基础,因而——
“类实验性比较方法最大问题还不在于无法搜集足够案例,这只会影响些研究(具体)问题。最大问题毋宁是有关时间性非历史假设,这是严格遵循实验逻辑所必需。会说有关时间性实验性概念和般比较方法是不可分,且只有在布洛维十分恰切地称之为‘把历史冻结’之后才能施行——还要把这个比喻扩展下,即把凝结成团历史时间人为切分为可以相互替代单位。”(Sewell2005,94—95)<注:"此段为作者翻译。此段所引布洛维对斯考切波批评,请见Burawoy(1989)。">
正如休厄尔所批评,这种历史社会学议题固然是历史,但其处理历史方式是非历史。截然不同、分属不同时期和情境“过去”,被当下研究者调用,成为“相互替代单位”被并置在起,在当下理论尺度中进行比较。并且,这种历史社会学始终认为自己根本任务是进行社会科学式“解释”,仍需从社会学理论出发进行分析,因而并没有在本质上接受历史学“叙事”传统,而他们自认知也在根本上有别于所谓“天然历史学家”。此外,这种历史社会学研究虽然很大程度上放弃马克思主义内在进步主义和历史主义,并接受韦伯主义对于现代性批评和重构,但并没有质疑与现代性社会理论相关基本概念,从而排斥或压抑这些概念之外社会事实和议题。这继承20世纪以来美国社会科学对于现代性信心与信任。在某种程度上,这无非是用种当下主义,替代另种当下主义。
另种历史社会学实验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逐渐展开。其中,亚当斯、克莱门斯和奥尔洛夫所编纂《重构现代性》是这运动重要宣言之,她们自称这次运动为历史社会学“第三波”。<注:"有关历史社会学不同浪潮(波)划分也有不同说法,比如DennisSmith(1991)就认为只有两波,其中第二波分为三个阶段。">尽管这运动至今仍缺乏相对统理论语言,也没有像“第二波”那样明确议题和方法内核,但有以下几个大致动向:第,将行动者及其能动性移入理论中心位置,讨论其利益、理念与身份是如何具体形成,而并不假设它们是由其结构性位置事先给定;第二,重新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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