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效果史要“力求关注那伴随着每个开端的诸多细节和偶然事件”，“能够认出历史的诸多事件，它的震荡、它的意外、它并不踏实的胜利和难以吞咽的失败”（福柯2001b，129；120）。正是福柯的一系列著述创造了谱系学的分析范式。
上文通过三个堪称经典的示例揭示了历史社会学以所谓“小事件”的过程分析和细节捕捉为中心展开叙事的另一种可能性。事件社会学、微观比较历史分析与谱系学分析，这三者尽管在方法论或哲学根基上并不完全一致，但它们都试图确立历史叙事本身以及揭示事件细节对历史社会学的重大意义。当然，时间性叙事有其固有的局限乃至危险，就如同结构性叙事同样有其固有的局限乃至危险一样。我并不是要在这里比高下、论长短，只是为厘清自己在历史社会学上的研究思路做些铺垫。
三
我最近十年从当代中国的抗争政治研究转向对中国**党g,m的历史社会学研究，从研究对象来说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但无论是在问题意识上，还是在研究方法上，都有其一贯性。
先来看问题意识。《大河移民上访的故事》一个主要的研究发现是：上访者与摆平者尽管在具体的利益格局上处在相互对峙的位置，但他们却共享着某种权力技术和政治文化。书中那个作为上访代表的“许老师”其实就是一个倒过来的“董专员”——假如他们互换位置，其博弈过程和结果并不会有太大差别。因此，我想追问的是：这种政治文化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又是如何习得的？我在《大河移民上访的故事》之后出版了《村庄审判史中的道德与政治》（应星2009），就是要尝试回答这个问题。后者的出版虽然比前者晚了八年，但搜集资料却是同时进行的，写作也是前后紧随的。“村庄审判史”可谓“大河移民的史前史”。但说实话，我对这本书并不满意，主要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分析视角过于局限在基层政治的具体运作上，缺乏对宏观政治的深入探究。另一个是将1949年作为村史的起点，而这并非中国**党政治文化成形的起点。正是基于此，我后来将目光转向中国**党早期党史尤其是苏区史。因为正是从苏区时期开始，中国**党开始创造和掌握了红色军队，建立了g,m根据地和红色政权，中国**党以阶级斗争为中心的政治路线、以m;主集中制为中心的组织路线以及以群众路线为特色的工作路线逐渐开始形成。尽管苏区时期多次受到“左”倾路线的干扰，各地苏维埃政权相继失败，但以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