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行，玻璃对面坐着三位面试老师。我从耳返里听到自己的声音，第一次感到心中有了不想失去的东西。原本十五分钟的限定时间，我和王鹿超时十分钟，才终于被坐在左侧的主审老师打断。那位老师辨认不出年纪，穿着男式工作夹克，看起来既像是科考队员，又像是吉卜赛人。整个过程中她始终与我们保持着眼神接触，又温柔又坚决。之后她又特意起身来到门口，郑重地与我们握手道别。
离开广播大厦的时候外面下着秋天的雨，地铁工地的巨型挖掘机器都停工了，灰尘伴随雨水落下。我和王鹿皮肤发烫，心里怀着脆弱的希望，谁都不敢说出来。我们在雨里走了很长的路，来到王鹿的宿舍，擦干了头发。王鹿泡了速溶咖啡，剥开橘子，打算整夜与我聊天。临近午夜我们坐在窗边，一边抽烟一边听张宙的节目，王鹿的眼睛里充满奇想和果断，我的心里也迸发着同样的情感。然后我们谈论起张宙的事情。他的年龄，他的身份，他在南京的情形，他曾经的和现在的生活。其实以上这些我们一无所知，像谈论虚构一样地谈论他，其实更像是在谈论我们自己。
“我这个人，从没有过什么好运。”我说。
“别这么说，我想所谓好运，就是专心致志的愿望终于得到来自宇宙的回应。”王鹿回答。
然而我和王鹿没能再等来好运。不久我在新一期的《音像世界》杂志上看到比赛的结果，那位西北男孩得了第一名。另外附有一篇关于他的采访。采访中提到比赛结束后电台给了他一档真正的电台节目，让他担任主持。但是他离开上海以后去了北京，跟随一支纪录片摄制组深入内蒙古草原，将在那里游历半年，因此没有回来领奖，并且放弃了节目。
我给王鹿发去长长的消息，她接连几天都没有再回复我。倒是潇潇考完了托福，打算回到青岛的老家准备签证资料，顺便去青岛玩两天。他问我要不要一起去。我立刻答应了。几天以后我们上了火车，我的书包里带着几盒张宙的磁带，一盒讲披头士，一盒讲库斯图里卡，一盒讲一九六八年登月。我听了一路，潇潇则和邻座大哥下了整晚的象棋。后半夜的窗外什么都看不见，我和潇潇来到车厢的衔接处抽烟，模仿在飞机上抽烟的摇滚明星，却被列车员阻止了两回。
到了青岛以后潇潇带我去了朋友家。朋友和女友住在工厂宿舍楼里，他们几个都是高中同学，那两个人高大好看，像谢霆锋和张柏芝。下午潇潇和男孩们去参加厂里的足球比赛，女友骑车载我去啤酒厂玩。整个城市像是建造在连绵起伏的山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