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当时在艺校当文化课老师，每天晚上都来防风林。”潇潇说。
“那是什么时候？”我问。
“三年前。我刚刚来到南京。”潇潇说。
我和王鹿还有更多问题，然而潇潇使劲回忆了一番，也没什么可说的。
“他对任何事都不太积极参与，纯粹在这里耗着。但我想他也做了一些努力。”潇潇说。
好。虽然录出来的音质糟糕，充满环境噪音，但潇潇认为很酷，表现出青年的风貌。后来我们一起看了一九九四年的香港红磡体育馆演唱会。这场演唱会潇潇和王鹿都断断续续看过好几遍，只有我第一回看，感动得浑身起鸡皮疙瘩。
“我在杂志上见过一张照片，他们演出完了从香港坐飞机回来，个个意气风发，在飞机上抽烟喝酒，东倒西歪。”潇潇说。
“飞机上也能抽烟喝酒吗？”王鹿问。
“我没坐过飞机。但那是一九九四年啊，我觉得一九九四年你想做什么都行。”潇潇说。
“这张碟很难找，我以前是在学校资料室里看的，你是从哪里找到的？”王鹿问潇潇。
“什么努力啊？”我们问。
“努力摆脱颓废和高兴的气氛。我也不知道我想的对不对。”潇潇回答。
一个月以后，我和王鹿出乎意料地收到来自电台的复赛通知，复赛在电台进行，当场抽签决定主题，十五分钟即兴主持。复赛当天我和王鹿在广播大厦门口见面，换取了临时出入证以后，按照指示来到一个椭圆形会议室里等待。会议室里摆着沉重的桌椅，沉闷严肃，和普通办公楼没有两样。之后陆陆续续来了二十个人，年龄相仿，聊起来全是电台迷。有位男孩背着吉他一路从西北赶来，他辗转各地参加比赛，风尘仆仆，滔滔不绝。我们好几个人一起溜出去找地方抽烟，推开防火门以后来到楼角的露台。从那里能看见高架上转弯的车辆，一大片绿化带，一大片工地。我们站在大风里，现实退得远远的，大家趴在栏杆上，突然都有些感慨，谁都没再说话。
回来的时候我放慢脚步走在他们后面，走廊的对面是几间录音室，亮着工作中的红色指示灯。那里的光线更为深沉，空气的质感和频率也都有细微的变化。后来的复试在其中一间录音室里
“朋友离开南京前给我的，他送给了我一箱影碟、唱片和一件皮夹克。这个朋友后来去了上海的电台就再也没联络过。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说过张宙。”潇潇说。
“张宙啊！”我和王鹿惊呼。
“他那么有名吗？”潇潇也吓了一跳。
“也不完全是这样。”王鹿说。
“张宙在南京待过吗？”我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