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启蒙理念已经相当普及的时代，“重m;主而轻自由”的危险则格外清晰。为什么？因为以捍卫王权的名义打压自由已经失去道德魅惑力，但是m;主理念中所包含的平等激情、集体激情、动员激情却可能为碾压自由提供道德合法性。
观察法国g,m的高峰期，“不自由m;主”的种种特性清晰可见。固然，法国g,m比英美g,m更m;主、更彻底，但其m;主的高歌雄进与自由的日渐凋零可以说如影随形。在g,m的高峰期，《惩治嫌疑犯条例》呼吁逮捕“所有发表反动作品的专制和封建残余分子”，另一项法令则禁止发表挑战救国委员会的言论，《杜申老爹报》《老科德利埃报》等报纸被封，言论出版自由不复存在。集会结社自由也随着雅各宾派的集权化而消失——“群众”的力量曾经是雅各宾派清除异己的助推力，但是随着清洗的结束，罗伯斯庇尔下令关闭全国各地的辩论俱乐部，连无套裤汉们也失去了组织基础。
于是，解放运动成为人人自危的政治恐怖主义。遍布全国的“监察委员会”负责搜集所有人的言行情报，g,m法庭则可以逮捕任何“自由之敌”。谁是“自由之敌”？标准模糊不清：阴谋反叛、价值观扭曲、意见不一致、发表不当作品，甚至拥有一幅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画作都可能入罪。“1793年6月21日，在圣安托万郊区的工人阶级生活区，人们听到一个男人叫喊：以前，香皂只要12苏，现在香皂要40苏。共和国万岁！”他因此被捕。[4]在这个过程中，法治自然被抛之脑后，对吉伦特党人的审判没有出具任何文件，也没有任何辩护律师，甚至许多被指控的人被禁止发言。当丹东、德穆兰等相对宽容的雅各宾派对g,m大开杀戒表示不满时，他们也被送上了断头台。
宗教自由远在大恐怖时期之前就已经被侵蚀。1789年国民议会决议将教会财产“交给国家支配”；1790年的《教士公民组织法》则要求牧师宣誓效忠新政权，并日常宣读议会的所有法令，成为g,m政权的“宣讲代表”。到了g,m的高峰期，针对教会的“破四旧”轰轰烈烈地展开，教堂里的十字架被砸掉，含有圣徒名字的街名地名被更换，巴黎圣母院则干脆改名“理性殿堂”。可以说，g,m自身成为一种新的宗教。
财产权和经济自由的凋零也成为必然。尽管《人权宣言》中宣称了对财产权的保护，但是战争、叛乱、经济危机等一系列困境还是使得这些条款被束之高阁。逃亡贵族的土地和财产被没收，富人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