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里盘算,该找什么人,只不过不是直接的关系,要中间过渡下。打几个电话的事,说起来简单,也是求人办事,欠人情。他在想如何还这份人情。几个月后,卫华邦又一次面临这种处境,不同的是,此刻坐在身旁一脸愤慨的表哥,已经躺在重症监护室里,昏迷不醒,在逐渐离开这个世界。一想到又要求人办事,卫华邦脸上的表情,就是王能好此刻看到的,皱着眉,哀声叹气,手指敲着方向盘,不时说出的几个“肏”字并无具体的所指,更多是对自己性格中的羞怯与固有的冷漠撕扯时的失望。有那么一会,他歪头看着情绪激动的王能好,不屑又怜悯,让他身上出了一层细汗。卫华邦托人找了肇事科的人,在后续的处理中,办事人员态度和言语虽转好,对最后的认定责任却没有任何帮助。卫华邦庆幸这次摩托车被扣,让他有机会了解到表哥不为人知的那些事。不然这些秘密,只能随着王能好的死,被密封在地下,成为身边的亲人时而想起的谜团。
卫华邦说,托人也行,你那年去北京,春节都没回来,那几个月,你都干啥了?王能好说,你问这个干什么。他沉默了会,看着窗外,没意识到车速在逐渐变慢。他告诉了表弟。卫华邦问他,你跑出来,就没想报警?那些还关在里面的工友咋办?王能好说,我管他们干什么?有些话,他没说。一是,他记恨周光权骗了他,不应该把他放出来。二是,他当组长的那阵子,协助工头,把哑巴埋了。跑出来后,他心想,要报警,这事讲不清楚,说不准给定个杀人犯。卫华邦又问,那哑巴多大?王能好说,看起来不大,十几岁,也可能是二十几岁,皮包骨头,脸上又有皱纹,在里面待久了,看不准人,人老得快。王能好露出自己交错着掉了一半的牙,说,我掉牙就从那时候开始的,光干活,不吃饭,老得快。卫华邦又问,那哑巴是哪里的人?王能好说,他是哑巴,我咋知道?卫华邦又问,他怎么死的?王能好说,不是病死,就是累死的,往车上装煤,没站稳一头栽下来,躺了两天就没气了。卫华邦又问,你们把他埋在哪里了?王能好说,在山里挖了个坑,我挖的,上面撒了三袋子石灰,包起来,臭不了。王能好想了下说,这事,你可别说出去。卫华邦问,你不亏心吗?王能好想了下,问,换作是你,你怎么做?这把卫华邦问住了,岔开话题,又问,周光权是怎么骗的你?
到了北京西站,王能好跟着两个东北口音的工头上了面包车。第一次到北京,王能好趴在窗户往外看,高楼大厦,车水马龙,没什么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