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优势证据
说服责任，那
证明责任就可根据情势任意分配。
比如被告人不在场，这似乎是对本体要件否定事由，那它是本体要件，还是辩护要件？又如认识错误，这将导致犯罪故意排除，这是本体要件，还是辩护要件？这都不无争议。
因此，立法者完全可能将本体要件贴上辩护理由标签任意分配证明责任。比如，立法者既可以将强*罪中“被害人不同意”作为本体要件，从而由公诉机关承担超出合理怀疑说服责任，也可以将其视为辩护理由，由被告方提供优势证据对此加以证明。甚至可以将谋杀定义为造成他人死亡行为，于是让被告方承担证明他不是出于恶意之辩护理由说服责任。
正是因为这种困境，所以无罪推定标准反对区分本体要件和辩护理由。不少原来采取犯罪构成标准国家，如普通法系英国和加拿大都基本上放弃
犯罪构成标准，倒向无罪推定标准，认为对于辩护理由被告方只负有提出责任，而不应承担说服责任。
根据无罪推定标准，控诉方必须承担被告人有罪证明责任，被告方无需承担任何要素说服责任。从表面上看，在与犯罪构成标准对决中，无罪推定标准似乎大获全胜，然而现实并非如此。首先，无罪推定标准存在大量例外规则，也即所谓举证责任倒置。比如加拿大和英国虽然已经倒向无罪推定标准，但法律和判例中却仍有大量例外规则，要求被告人承担说服责任。如英国在2002年通过兰伯特案件（Lambert）和卡勒斯案件（Carass）确立无罪推定标准，但如
年后《性犯罪法》（SexualOffencesAct,2003）又规定，在法定强*罪中被告方不仅负有提出责任，还要承担说服责任，被告方必须提供优势证据说服陪审团相信他以为女方年龄已经达到16岁。
其次，无罪推定标准让控诉方承担举证责任过重，往往矫枉过正，导致立法者取消某种辩护理由，这对于被告方更为不利。比如，在性侵犯罪中，得到女方同意是种辩护理由，有些地方为规避控诉方证明责任，而将此罪完全视为,bao力犯罪，只要行为人实施,bao力行为，性行为就构成犯罪，得到女方同意不再视为种辩护理由。这正如美国最高法院在帕特森案所指出：正当程序条款不能让国家置于这样选择：或者抛弃这些辩护理由，或者为取得有罪判决而反证辩护理由不存在。[38]
普通法系之所以想撇开传统犯罪构成标准，就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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