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位学生的许多优秀品质和个人魅力，并将我与他的十次相遇作为对其智力做评估的重要依据。最后，我对这些证据做出阐释，将其概括为“学术能力不足”。这整个过程看起来颇为理性——作为判断过程来说，再理性不过了——针对这个例子中的老师，我们可能会说，“他做的判断都是有证据支持的”。事实上也的确如此。但是没有人知道，如果他与该学生如果有第十一次、第十二次相遇的话，会不会发现新的证据来否定这一判断。但是，总的来说，这位老师已经尽其所能，从自己丰富的经验出发进行选择、强调和解释的活动了。
让我们再来看另一个例子：
在南非的公务员考试中，报考者需要回答“你认为犹太人在南非总人口中所占的百分比是：1%、5%、10%、15%、20%、25%、还是30%”。报考者的答案往往在20%左右。然而，正确答案是仅略多于1%。3
在这个例子中，绝大多数报考者在考虑这个问题时，显然是首先在对过往的记忆进行选择，回想他们所认识的或见到过的犹太人。接着，他们对这部分经验进行了再次的强调（夸大）。最后，他们对这一经验的阐释使他们做出了错误的判断。很有可能，是对“犹太威胁”的恐惧使得人们潜意识中高估了犹太人的规模。
接下来的例子将阐释“内在的光”对“外界的光”所产生的更为显著的影响。
在暑期学校的一堂课上，一位中年女士怒气冲冲地走向教师说：“我想这个班上有个姑娘是黑人。”面对教师不置可否的态度，这位女士坚持地说：“但是你也并不想要个黑人在你班上，对吧？”第二天她又出现了，坚称：“我知道她就是一个黑奴，因为我把一张纸掉在了地上，对她说‘捡起来’。她就照做了，这证明了她只是一个想要往上爬的黑奴。”
这位女士的出发点仅仅是一个微小的感官线索。她选择的那名女孩有着深色的头发，但对大部分人来说，她并不能算作黑人。然而，指控者选择了这一线索，她认为这是确凿的证据，并在脑海中强调了这一点。最后她以一种与自己的偏见一致的方式解释了这一切。请注意，她武断的解释只是基于这名女孩捡起了她所掉落的纸片。
最后这个例子更为极端。在1942年，纽约市实行灯光管制。即使是交通信号灯也被部分覆盖，以减弱照明亮度。为了使其保持最大程度地可见，交通信号灯上只留下了两个十字形交叉的狭缝。客观的情况就是这样。以下是一位市民对其的感知：
大卫之星的追随者（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