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不指望有人能够发现、辨认出他们。
较之于“生命冗余”的档案，故事则要简单得多：它只需要几个例子，两三个特写细节。档案让无人知晓的每一个事件回归特殊性与唯一性。与此同时发生着奇怪的事：概括刚要变成多籽粒的，旋即重新分裂为一粒一粒的单独存在；整体之局部凸起，规律伪装成例外。过去的黑暗变成了活动幕布、半透明的薄膜，永远挂在眼前，颠倒着事物之间的比例与关系。就像策兰在《山间谈话》中所写的：“画作一经完成，便立刻卡在画布中。构成画布的细线会自动地在画作周围穿梭、缠绕，织成一道帘幕，最后变成新的产物——半画半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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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可怕的酷暑填满了城市的每个角落。我坐在赫尔松国立档案馆的一个小房间里，翻阅着g,m委员会的文件。那里一共有六张桌子，很像小学课桌，其中一张上面像桌布一样铺着一张蓝底白字的农用机械厂的施工图纸。工厂及其附属建筑规模庞大，图纸在桌面上都放不下，有些建筑不得不垂在了桌沿下方。我刚刚读完当地医疗卫生委员会的报告，里面说1905年“约费家铺子里卖的玫瑰西米系由苯胺染色”，而“在所有啤酒铺子里清洗杯子都用水盆，而没有按照规定购置带水龙头的水箱”。其余卫生监管措施还包括强制居民清扫庭院、厕所、污水坑和垃圾坑，为此受到处罚的居民包括波将金路的萨武司康、吉洪诺夫、斯皮瓦克、科特利亚尔斯基、法尔茨-费恩、古列维奇。每当我遇到祖太姥爷的姓氏，尤其是在这种出人意表、含糊不清的情形之下时，总会感到一种难以言喻的亲切，仿佛报告文本被某个锐物刺出了一个洞，而我的眼睛正在垃圾堆里刨食似的。
然而，在那些庭院和铺子中间再没能找到任何与我有关的东西。在装着赫尔松g,m委员会1920年（那个可怕的年份）案件的厚厚卷宗中，那些手写或机打的命令、函询和要求也统统与我无关。在那些为亲人奔走哀告的、被剥夺职位和房产的、请求归还被征用的钢琴的人们中间，再没有一个姓古列维奇的，尽管我像犯了强迫症一样将那些文件从头到尾，又从尾到头翻看了无数遍。“请求下令支付我六万卢布预付款，为我主管的赫尔松市刑侦处购买日常用具和设备。”“兹证明：公民普里特茨克尔系玛丽亚·普里特茨克尔之父，其女系在逃白匪。其替女受过，遭到逮捕和洗劫。必须给予援助。”“请求紧急告知，对圣三一教会前高级僧侣展开搜查并征用财产的命令系何人下达。此信息须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