咂摸的那个人正面临着何等处境。阿列克谢·托尔斯泰的奇特品位还有一个隐秘内里——政治运动、驱逐、死刑，它们已然在作家身侧，在其书桌边缘徐徐展开：苏联人民委员会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大规模行动，沙赫特案件，不久前被枪决的作家希尔洛夫[4]。同在1930年，帕斯捷尔纳克就此写道：“这一事件的影响将伴随我终生。”阿列克谢·托尔斯泰所谓的俄国“司法文件”，其中记载的数个世纪以来层出不穷的刑讯逼供，看来的确是无价的源泉，问题仅仅在于，它们会服务于何种事业。
阿列克谢·托尔斯泰所没有说出口的，是这些文字引人入胜、句法灵活、用字精练的秘诀，恰恰在于“逼迫”二字。它们并非自由意志的产物，而是疼痛的结果。审讯者和被审讯者的俄语，是可怕媾和的产儿，是硬生生被人用手从肚子里掏出来的。它不具备内在的必要性，它不是图画，而是烙印，是和生肉一样的事件性的痕迹。这种文字既没有构思，也没有对话者，我们丝毫不必怀疑，讲述者情愿它永远不被宣读。它是朗西埃所谓的“纪念碑”的极端例证，这种信息完全归结于自我，并不为自己谋求永恒、听众与关注。这种文字赤条条的，站在痛苦与屈辱的极限，站在崩溃的边缘。
一如不期冀旁人目光的一切，被审讯者、告密者和证人的话语带有特殊的清晰度。我们撞见了绝对不该被人看见的，于是这个事件便在我们头脑中展开，类似于法国历史学家阿莱特·法尔热所说的时间布匹的脱线处。当视线出乎意料地停留在一些始料未及的事物上时，它就会出现。
审讯记录的语言之所以成为启示，并非因为它摆脱了文学说漂亮话的小心思。问题实质上在于，这种文字及其客体不具备假定式。它们没有过去，它们已经被从过去中剥离出来；它们也没有将来，从将来你看不到它们。档案文件完完全全地属于现在，它们看不见任何东西，除了自己，除了自己的过程和结果。这是被意外遭遇的生命，它们被偶然的灯光拽出黑暗，复又归于黑暗，再也不会重现天光。
在阿莱特·法尔热写的那本关于档案文件的诗学与实操的著作中，光线很晦暗，仿佛讲述的是地下走廊的行走。这本书总在描述移动的黑暗与艰难，当它提及档案的厚度时，仿佛在说地层，从中能够区分出各种不同的金属成分。我总在设想，在数百年的地下生活之后，信息会像地层本身一样被压成巨大的一团，被数百万生命所填实，这些生命失去了原有的意义，横七竖八地躺在那里，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