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一副困惑的表情。他们请我喝茶、给我递烟、看着我发动“魅力攻势”，最终同意不罚款，让我多待几天，或者同意我拍当地佛寺的照片。偏远地区的通讯条件总是很差，这对我那些离谱的“谈判”很有利。警察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一定会想给附近城镇的上级打电话，想问问如何处理眼前的“危机”。但线路一般都不通，于是就剩下我和他。
二十多岁的我相当享受这“十面埋伏”的旅行带来的挑战。旅行的本身就特别棒、特别令人兴奋。我在西藏的城镇里到处漫步：自二十世纪初的外国传教士之后，这些地方就没怎么来过外国人。我感觉自己太荣幸、太奢侈了，能够在商业旅游汹汹而来之前体验这些非凡离奇的化外之地。听起来可能很奇怪，我觉得和中国的“有关部门”起点小冲突、小争执也挺好玩的。我算是了解中国的政治敏感点，不会做什么真正的傻事。我不过就是想找找乐子、享受旅行而已，而且也没什么大危险：最糟糕的情况不过就是被罚个款，然后收拾收拾回成都。所以我在中国的脸皮真是厚得很，总是直愣愣地开口提出各种要求，满怀期待地觉得任何事都能以某种方式符合我的预期。（“公主殿下”，我的意大利朋友弗朗西斯卡给我取了个外号。）常常遇到这样的情况：一开始对方会说“不”，后来经不起软磨硬泡，成了“好”。要达成目的很难，也需要很多时间。但那时候我有时间啊、年轻啊、精力旺盛啊，根本不在乎。
在四川烹饪学校学习，对抗着同学们的“盲目爱国主义”，挣扎于中餐的专业术语，这也是我的另一项冒险。这冒险初看匪夷所思，但因为是日常遭遇，所以似乎也成了正常生活的一部分。那时候过这样的生活也不需要什么特别的勇气和决心。我反正就那么一天天地过着。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比这大得多的挑战，是我和朋友刘复兴一家人在华北一个偏僻的小山村过春节。
刘复兴和我认识在川大，我们被安排成练习双语对话的搭档。我的很多留学生朋友的对话搭档都是老师介绍的，特别无趣，进行几次关于文化差异的紧张对话之后就决定放弃了。但刘复兴与众不同。他来自中国最穷困的地区，父母都是大字不识的农民。他是家里的长子。就是这么一个农民的儿子，竟然完全凭智力和刻苦进了川大。我俩认识的时候，他已经在读博士学位了，准备追求学术事业。（在我眼里，他就像个真人广告，宣传着**主义带来的中国社会流动性。）他是个特别棒的伙伴：有创意、有意思、有想法。我们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