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应该从来没想过，做中国一间厨师学校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正式的西方学生很困难或者很奇怪。那是个一时兴起的决定，来中国也是个一时兴起的决定。我想多了解、多学习川菜，因此要面对一群有可能不会接受我、欢迎我的吵吵闹闹的男生，还要学四川话，我甚至都没觉得这是个障碍。
当然啦，以前我在牛津的家里经常和外国人同住，每天都会处理和适应文化差异。早晨下楼吃早饭，看见一个西西里的工程师或者土耳其的瓷业巨头在跟我爸妈喝咖啡，这是司空见惯的事儿。假日的时候全家人去英国或者欧洲大陆某地露营，从来没达到过有条不紊的理想状态。爸爸负责计划路线，选择的时候主要是看地图上各条路的弯曲程度，越蜿蜒应该风景就越好。我们很少会看准一个要安定下来的地方，而总是开着开着就在路边停下，就地扎营。
我在中国旅行也有着类似的“开放式结局”。我可能想好去某个地方，然后说走就走，根本不去注意交通食宿这些杂事。也许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的中国，这是唯一的旅行方式。因为你要是犹豫了那么短短一刻，考虑下危险的道路、颠簸不舒服的大巴、“找麻烦”的警察和随便去哪里都要花上很长的时间，你可能就一步都迈不出去了。
不仅是旅行，在中国的生活大体上也是这样子。这个国家还被逐渐僵化的计划经济体系把控着。国有机构和国营餐馆中，都是人员冗余的官僚集团说了算。中国在外国的背包客圈儿里是个传奇，一路上遇到的服务人员全都摆着臭脸、态度粗,bao，而且无论问什么问题，他们总是令人沮丧地丢出永恒的答案：“没有。”要是你遵守各种条条框框，通过官方渠道办事，不管是报名烹饪课还是去中国的某个“禁地”旅行，那几乎每走一步都会遭遇挫败。一切都是不可能的，仿佛整个体制的设定就是对任何要求说“不”。然而，要是走别的渠道，中国又仿佛是个“无z.府主义”的地方。这里的“无z.府主义”是个褒义词：一切皆有可能，你只是需要一点临场发挥。
年轻而富有冒险精神的我，在中国的大多数假期都是在“非开放地区”旅行。那些地区有这个国家最美、最原始的处女地。我必须用各种托词和借口买车票，天不亮就出发赶路，在好些情况下还需要乔装打扮成中国农民。一到某个“禁地”，就要对着某些小官和警察好说歹说，让他们行些不愿意行的方便。大多数时候，看着面前这个二十多岁、笑容友好的英国姑娘用中文跟他们愉快地交流，他们脸上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