骆以军：最近读到余华的随笔《我能否相信自己》里有这样一段话：“……布鲁诺•舒尔茨与卡夫卡一样，使自己的写作在几乎没有限度的自由里生存，在不断扩张的想象里建构起自己的房屋、街道、河流和人物，让自己的叙述永远大于现实。他们笔下的景色经常超越视线所及，达到他们内心的长度；而人物的命运像记忆一样悠久，生与死都无法去测量。他们的作品就像他们失去了空间的民族，只能在时间的长河里随波逐流……”这让我不自觉地想到你的这些篇小说。布鲁诺•舒尔茨将他的父亲以一种孩童的晃荡和烂漫，变成鸟（或鸟类标本）、蟑螂和螃蟹。最后他妈妈还把那螃蟹烹煮了。你的这些篇小说，似乎皆将一个父亲的角色，冻结、静止、禁锢在一幅众人恍惚傻笑的画面里。“父亲早已离开了”他像舒尔茨那个“逃跑时腿不断脱落在路上”，去开始一种没有家的流浪生活的那个，消失的父亲。那样的一幅画，一幅家族合照里，因为父亲不在，而使所有人都滑稽、空落而淡然世故。这样的“伤痛早在故事源头之前”的节制、幽默，近年来我只在石黑一雄的小说中读到。我非常迷惑你如此年轻便以这样的时间感冻结自己的故事。仿佛不断复返回去那个“大于现实”的静静的街道、公路、小镇、咖啡馆和里面的人物们。也许有点冒昧，能否请你谈谈这个。“那是怎么一回事？”
童伟格：很有趣的是，您在问题中提到的余华的话：“使自己的写作在几乎没有限度的自由里生存……”其实，我一直悄悄在心里转着类似的念头，我总以为，小说的魅力，应该就在于它“很自由”，所以，对于您这个问题（“那是怎么一回事？”），我无法准确回答，因为在写的时候，以及写完之后很长一段时间，我其实并不真的知道（甚或只是察觉），它们何以长成了这副德性？我把这九篇小说重读了一遍，发现了一件蛮严重的事，那就是，在写作的这五年间，我比较像是在原地转了一圈，比较像是以同一种手法，把个人一点小小的焦虑推远一点，如此而已。于是，整件事情也许可以倒过来：如果有一个人总是企图“冻结”“静止”“禁锢”一个早已逃脱了的角色，他可能只是想逃脱那个早已“冻结”“静止”“禁锢”了的形象罢了。是不是如此呢？我开始在想这个问题。
我的记性很差，我常想，记性差的人在生活上，有一个坏处，和一个好处。坏处是，记性差的人，一旦想跟别人复述一个他听过、而且“记得很好笑”的笑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