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则变异。对历史学家来说，观察这种违背语言规则
文化现象本身，就是理解深度历史过程重要关节点。比如，尽管越南语有着与汉语AN语序恰恰相反NA语序，古代越南却完全接受
汉语修饰语序所主导姓氏在前人名在后姓名制度，而没有自创出同具NA结构人名在前姓氏在后姓名制度，如同中世纪以后欧洲人“givenname+surname”那种结构。这反映历史时期拥有文化优势与政治优势语言对弱势语言强力渗透。同样情形也发生在近代以来阿尔泰语系土耳其、蒙古国和原苏联中亚突厥语各国，当这些社会为适应近代文化体系下姓名制度而开始创造姓氏时，就不约而同地违背自己语言AN修饰语序，而
律把姓氏放在人名后面。这当然反映近代以来印欧语西方社会文化优势地位，其背后变化机制与古代越南社会采用汉语修饰语序姓名制度是样。
这种在深度接触之后所发生文化变化通常要经历很长个时期，起初并不是彻底和完整。再举朝鲜半岛古代史例子来进步说明。和越南样，朝鲜半岛在历史上深受中国文化影响，以汉语为书写语言，是东亚朝贡体制个重要部分，甚至在相当长段时间内还直接接受中原王朝政治统治。这种长期持续深度接触，其结果就是文化和语言深刻亲近。现在韩国语（朝鲜语）中，有数量巨大汉语借词，这当然是从新罗时代以来日积月累结果。不过即使在新罗以前，比如在语言属性与新罗语明显有别高句丽时代，由于同样以汉语为书写语言，高句丽语接受汉语影响痕迹已经非常显著。《三国史记》记高句丽地名，有个“买忽”，又记“云水城”。前者是高句丽语音译，后者是意译。在高句丽国内口头提到此地时，定是说“买忽”，可是写进文书中时，就可能有两种写法，即记音“买忽”和意译“水城”（忽意思是城，买意思是河流或水）。初期文书应该是记音（以便于念文书时让听者明白所指地名），可是等高句丽上层汉文化水平普遍提高后，就可能改为意译，这就是为什
《三国史记》会有两种不同记录。
值得注意是，即使以汉语意译地名也并没有完全脱离高句丽语言语法规则。高句丽还有个县，原先称“皆伯县”，后改名“王逢县”。高句丽语“皆”，又写作“解”或“加”，是从扶余借入高级政治首领称号（其语源是古蒙古语中aka，意思是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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