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就是遇到、相逢。《三国史记》在此县下有
条小注：“汉氏美女迎安臧王之地，故名王逢。”很显然，皆伯是音译，王逢是意译。音译在先，意译在后，反映
汉语水平提高之后对各类专名进行“雅化”处理
时代变化。可是“王逢”并不是汉语SVO语序（subject+verb+object，受动名词在动词后面，即通常所说谓语在宾语前面），而是高句丽语SOV语序（subject+object+verb，动词在受动名词后面，即通常所说谓语在宾语后面）。如果严格按照汉语语法来意译，那
“皆伯”应该译作“逢王”才是。可见即使以汉语作为书写语言，高句丽语自身规则也会对汉语书写产生影响。这种情况，就和越南“院研究汉喃”模样。《三国史记》又记统新罗时期把“王逢县”改为“迎王县”，反映这个时期对汉语掌握程度有明显提高。
更显著例子是“喃字”。喃字是种以汉字为素材创造出来越南语文字，通常是由分别表音和表意两个汉字组合在起形成，在越南古代文字系统中地位和作用非常类似朝鲜语（韩国语）谚文（Hangul）和日本语假名（Kana），用以表达汉字无法表达古代越南国境内越南语、岱依语和瑶语固有词汇，特别是人名和地名。可是在中文文献里，“喃字”又常常写成“字喃”，这是因为中国文献反过来受到越南文献影响，在越南文书写中，“字喃”写法多于“喃字”。在越南语口语中，喃字定是念作“字喃”（ChữNôm），口语表达持续影响结果，就会出现“字喃”书写形式，并最终使得中国文献也接受这形式。同样道理，“汉字”这个词在越南口语中两种表达形式，种是符合越南语NA语序意译“汉”（ChữHán），种则是遵从汉语AN语序音译“HánTự”。值得注意是，古代越南把借入汉字又称为“儒字”（ChữNho，又是NA语序，说明书写语言与口语差别），强调是对这种书写系统所代表文化价值认同。语言深度接触对于语言影响当然是多方面，而语言变化，从个侧面反映政治、社会和文化深刻历史变迁。
上述观察大致可归于历史语言人类学范畴，这观察可以给历史学研究，特别是有关东亚地区史和中国古代族群史历史学研究，带来哪些启
请关闭浏览器阅读模式后查看本章节，否则可能部分章节内容会丢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