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海上,卡尔的一头金发变成了黄褐色。他有两百三十五磅重,相当部分的体重来自那壮阔结实的胸膛和肩膀。冬日里,他拉网捕鱼的时候总是戴着一顶妻子织的羊毛帽,穿着一件洗旧了的军装夹克。他从来不去圣佩佐酒馆,也不去圣佩佐咖啡馆喝咖啡。星期日上午,他总是和妻儿一起坐在第一山路德派教堂后排的长椅上。苍白的教堂灯光下,他眯着眼睛,巨大的手掌中捧着一本打开的赞美诗集,一脸虔诚。星期日下午,他喜欢蹲在船尾的甲板上,一言不发却技巧娴熟地整理自己的刺网,或不厌其烦地将渔网的漏洞补上。他总是独自干活。他待人有礼却不太容易接近。不管走到哪儿,他几乎总是穿着一双胶靴——就像所有圣佩佐的渔民一样。他的妻子同样也是早期岛民的后代。阿尔特记得,她是瓦里格家的人(他们是草农和锯木工,在牛海岬有几英亩零星的土地),她的父亲不久前刚刚去世。卡尔用了妻子的名字来命名自己的船,他一九四八年的时候在友睦港西面建造了一座大木屋,其中有
特叹了口气,坐在卡尔·海因的短床床沿上。
“或许他爬到甲板下面去了,”阿贝尔说,“可能他的引擎出了点什么问题,阿尔特。”
“我就坐在他的引擎上面,”阿尔特指出,“这下面空间太小,根本没人爬得进去。”
“他离开了。”阿贝尔摇着头说道。
“好像是这样。”治安官答道。
他们看了看对方,然后目光又移向别处。
“或许是谁把他带走了,”阿贝尔说,“他受了伤,用无线电求助,然后有人来把他带走了。就是这样——”
“那他们不会让船就这样漂在这里,”阿尔特说,“而且,如果是那样的话,这会儿我们应该已经听到些消息了。”
“情况不妙。”阿贝尔·马丁森又说了一遍。
阿尔特又往齿间塞了一块黄箭口香糖,他真希望这事儿跟他没什么关系。他喜欢卡尔·海因,他也认识卡尔的家人,他星期天经常和他们去同一个教堂做礼拜。卡尔祖祖辈辈都是岛民。他的祖父生于巴伐利亚,在中央谷最肥沃的地方拥有三十英亩草莓地。他的父亲也是个种草莓的农民,一九四四年死于中风。后来,因为儿子在外打仗,卡尔的母亲,埃塔·海因把三十英亩草莓地都卖给了乔金森家。海因家的人吃苦耐劳、少言寡语,圣佩佐的居民大多都喜欢他们。阿尔特回想起来,卡尔在坎顿岛美国海军部队当炮兵,曾经打到过冲绳岛。他在战争中幸存了下来——岛上有的年轻人却没有。他回来之后便过上了刺网渔民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