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场面七号楼里没人会相信。
直到休假结束，他才在家人恋恋不舍的祝福声中大步走开，耸耸大衣下的肩膀，把帽子弄方正时，他还是哈罗德。去汽车总站的一路上，他是哈罗德，回医院的一路上，他是哈罗德。当他踏着重重的步子走回C病房时，其他人还是奇怪地看着他，有点害羞地跟他打招呼。他来到床边，把几个包裹放下（其中一个就装着这件新礼服），然后径直朝公共厕所走去，换衣服。快结束了，因为，当他穿着旧得褪色的病服从厕所里出来，趿拉着拖鞋，仅在他柔和的脸上还残留着一丝显要之色，一两小时后，他躺在床上，听着收音机时，连这也消失了。晚上再迟些时候，当大部分返回的病人都安顿下来后，他从床上坐起来，用以前那种傻乎乎的神情四下里张望。他耐心等着大家全安静下来，把橡皮鸭高高地抛到空中，和着“剃须剪发，二毛五”[3]的节奏，让它嘎嘎地叫了七次。大家抱怨着、咒骂着。小不点回来了，准备好迎接新的一年。
现在，还不到一周，只要他想，他还可以重新找回他的尊严，套上礼服，摆出一副架势，拼命想想他的家就行了。当然，这只是个时间问题，慢慢地大家会习以为常，而礼服也会给揉得皱巴巴，之后一切就真的结束了，可在那会儿却还很有魔力。
走道那边，麦金太尔坐在那里沮丧地苦思着未写完的信。“弗农，我不知道，”他对斯隆说。“上个星期你只能待在这个垃圾堆里过圣诞节，我很抱歉，可是你知道吗？你很幸运。我希望他们也没让我回家就好了。”
“是吗？”斯隆说。“你这么说是什么意思？”
“啊，我不知道，”麦金太尔说，同时用舒洁面巾纸擦着自来水笔。“我不知道。只是我讨厌还得回来，我想。”可这只是部分原因；另一部分原因，像他这周一直在写的那封信一样，是他自己的事。
麦金太尔的妻子这一两年长胖了，人也迷糊了不少。她每隔一周来看他一次，每个看他的周日下午，脑子里除了刚看过的电影或电视节目外似乎再无其他，她很少跟他提起两个孩子，他们也几乎从没来过。“不管怎么样，你圣诞节就会见到他们的，”她会说。“我们会很开心。不过，听着，爸爸，你确定长途汽车旅行不会让你太累吗？”
“当然不会，”他说，说了好几次。“我去年没什么吧，是不是？”
然而，当他提着从医院小卖部买的几个包裹，终于下得车来时，已累得气喘吁吁，他还得在满是积雪的布鲁克林街道上慢慢走回家。
女儿，珍，十八岁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