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明白，”她说。“这究竟是份什么报纸？”
“嗯，这是份行业期刊，”我说。“我想，不是很那什么，可是它——你知道，在它那类期刊中，多少还算好的。”
“我明白了，”她说。“你想让他去那里申请一份工作？是那样吗？”
“嗯，我的意思是，如果他愿意的话，当然，”我说。我开始出汗了。很难把索贝尔照片中那苍白病态的脸跟这个宁静、几乎优美的声音联系在一起。“我只是想他可以试一下，如此而已。”
“哦，”她说，“等一下，我问问他。”她放下电话，我听到他们在后面小声地谈话。开始他们的字句有点
，觉得我自己脸上也浮现出芬尼式的傻笑，我还问了个愚蠢的问题。“你要走吗？”
他点点头。接着他与奥利里握手——“再见，孩子”——然后，犹豫着，不确定要不要跟其他同事握手。他勉强晃了晃食指，走到街上。
芬尼等不及要告诉我们里面发生的故事，他急切而小声地说：“那家伙疯了！他对克拉姆说，‘要么你接受这个专栏，要么我辞职’——就是那样说的。克拉姆只是看着他，说道，‘辞职？给我滚出去，你给炒掉了。’我的意思是，他还能说别的吗？”
转过身，我看到索贝尔的妻儿照片还贴在他桌上。我撕下来，拿着它跑到街上。“嘿，索贝尔！”我叫道。他走到一个街区外了，人影已很小，向地铁站走去。我开始追他，在结了冰的烂泥里，我差点摔断脖子。“嘿，索贝尔！”可他没听到。
回到办公室，我在布朗克斯区的电话簿上找到他的地址，把照片装进信封，丢进邮筒，我希望故事就此结束。
可那天下午，我给战前工作过的五金行业期刊的主编打了个电话，他说现在他那儿没有空缺，但不久后可能会有，如果索贝尔想顺道来看看的话，他愿意面试一下。这真是个愚蠢的主意：那里的薪水甚至比《劳工领袖》给的还低，而且，那个地方适合那些父亲想让他们学点五金业务的年轻人——索贝尔只要一张口，可能人家就根本不会考虑他。可这还是聊胜于无吧，所以那天晚上，我一出办公室，就找了个电话亭，再次查找起索贝尔家的电话。
电话那头传来一个女人的声音，可这不是我想象中的那种尖细而虚弱的声音。它低沉而悦耳——这是我的第一个惊奇。
“是索贝尔太太吗？”我问，对着话筒傻笑。“利昂在家吗？”
她开始说，“等一下，”可是又改口说，“请问你是谁？我现在不想打扰他。”
我告诉她我的名字，试着解释五金业期刊这码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