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实际上很喜欢孩子，却很担心自己不是称职的家长，就和我的想法一样。“我不急，”妈妈笑着说，“我等你的消息等了那么久，再等等也没什么。”
整个周六雨水连绵。我缩在被子里，看恐怖电影，一支接一支抽阿夫里一个月前卖给我的劣质大麻剩下的部分。马奥尔的电话依旧关机，但他晚上打了过来。他说会议进展不太妙。“你对罗斯纳说有个小孩带了打火机到学校来造成了事故，所以没留意利亚姆出去了——你干吗这么说？她在会议上提出了这一点，校长找尤里谈话，追查此事。小孩说打火机是你的，尤里告诉校长，灭了火的人是他。所以，这触及底线，你现在成了骗子。”他顿了顿，等着我为自己辩解。但我无话可说，而且我也懒得说。“罗斯纳和校长都发怒了，而打了利亚姆的红发小子，那个叫加夫里的，他爷爷是教育部高官，所以他们没法把他从学校开除。罗斯纳不肯罢休，她要有人付出代价。所以，长话短说，我对他们讲，由你承担后果。明天不用来上班了。三月初给我打电话，我会在学校办公室把二月份的薪水用支票给你结掉。好了，伙计，下回还想撒谎？先动动脑子。再见。”马奥尔先我一步收了线，我觉得如释重负。在被解雇的当口，我没什么漂亮话可说——又不是在宴会上发表祝酒词，大家的目光都聚焦在你身上。明天我得另找工作。也许去做酒吧服务生。我更适合上夜班，有免费的酒水，就和在学校免费吃到番茄酱烧肉丸一样棒。无可否认的是，被炒鱿鱼是件屈辱的事儿。听到有人说你做得不够好，谁都不会好受。但每个月干那些活儿才拿两千八百新谢克尔，我也早已萌生去意。我想知道，周日我不再出现，会不会有哪个孩子想念我。
凌晨三点，阿夫里发短信给我：“醒着吗？”好像我是他的死党。他在电话里告诉我，他的朋友刚刚从阿姆斯特丹弄了点儿好货过来。“新鲜初榨。”他兴奋地说，“他刚拉出来的。要我带点儿来给你看看吗？”四点，他到了我这里，我用阿基洛夫给我的两千块里剩下的钱买了八克。阿夫里告诉我，这货叫“”，因为它很烈，人如果抽得够多，甚至能和一只菠萝坠入爱河。在他热情洋溢的讲解之后，我抽了一烟锅，没有恋上任何东西的感觉，但的确飘飘欲仙，脑中浮想联翩：我想起拉维夫，想起那个小捣蛋鬼利亚姆，想到利亚姆的妈妈，她穿着粉色的运动衫，可能那熊孩子不是她生出来的，而是拉出来的，就像阿夫里的朋友帮我们拉出“”一样。接着，我又多想了想拉维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