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及摇摇欲坠的木梯；它们在两道内部围栏之间构成了一道供人俯瞰的风景。四处都是棚屋，比我想象的更狭长、更低矮、数量更加庞大，充塞着我们的视野。在棚屋后的远方，那座如一艘脏兮兮的、只有一根烟囱的不定期货船的建筑，就是焚尸炉，正自由地在橙白色天空映衬的背景上浮动。一小时里我们什么话也没说。詹妮读着朋友给她的指示，拍下照片。我们跟在一队小学生后面，进入一间小棚屋，看到屋内的铁笼里塞满了鞋子，有成千上万只那么多，就像被晒干的水果一样压平卷曲着。在另一间棚屋里，鞋子更多，而在第三间里，难以置信的是，数量还要多，已经不用笼子来装了，而是成千地铺散在地板上。我看见一只钉有平头钉的靴子，旁边是一只婴儿鞋，鞋子上温顺的小羊羔图案仍然从尘埃中显露出来。生命变成了廉价的货品。如此庞大的规模，那些可以轻易说出口的数字——几万，几十万，上百万——将幻想中人类高尚的同情心和对苦难的合理掌握统统否定，阴险地将人们诱向迫害者们设定的前提：生命是廉价的，不过是堆在一起接受检查的废物。当我们继续向前走的时候，我的情绪逐渐平静下来。我们什么忙也帮不上。没有人需要去被释放或是喂食。我们只是像游客一样在这里闲逛。要么你来到这里，感到绝望，要么你把手更深地插进口袋里，紧攥住带着体温的零币，发觉你已经离噩梦的制造者们又近了一步。这是我们无法逃避的耻辱，我们共同承担的悲惨境遇。我们处在另一边，我们在这里自由地走动，就像从前集中营的司令官或是他的政治领导人所做的一样，四处看来看去，心里对出去的路很清楚，并且完全确定下一顿饭正等待着我们。
过了一会儿，受害者的惨景让我再也看不下去了，我只去想着那些迫害他们的人。我们穿行在这些棚屋中间。它们搭建得这么好，经历了这么长的时间仍保持完整。从每一扇前门那里，都有一条整洁干净的小径连接我们走过的道路。在我们前方，棚屋群落一直延伸到很远很远，我无法看到它们排列的尽头。而这还只是一排棚屋，只是集中营里的一部分；而这里还只是一个集中营，与其他地方的集中营相比，规模还算是小的。我陷入了正邪颠倒的钦佩和阴郁的惊讶反思中。勾勒出这番事业，规划这些集中营，建设它们，如此苦心积虑地布置、运作和维护它们，还要从城镇和乡村中征集供它们消耗的活人燃料。如此巨大的精力，如此热忱的奉献。人们怎么可以把它称为一个失误呢？
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