醉。而现在，当我们穿过华沙城外景致单调的郊区地带，想到我们的目的地时，这个吻渐渐离我们远去了。我们在拉达汽车[10]的后座里远远分开坐着，交换着一些关于各自生活的基本情况。这时我才知道她是伯纳德·崔曼的女儿，从电台节目和他所著的纳赛尔[11]传记里，我隐约听说过他的名字。詹妮谈到了她父母的彼此疏远和她与母亲之间的艰难关系。她的母亲独自生活在法国的一块穷乡僻壤里，为寻求一种精神冥想的生活而抛弃了这个世界。第一次听到琼被提起的时候，我就已经想去会会她了。我告诉詹妮，我的父母在自己八岁时死于车祸，我和我的姐姐琼还有外甥女莎莉一起长大，而对莎莉来说，我仍然就像一位父亲，以及我对于亲近别人的父母有多么在行。我想甚至就在那个时候，我们还就我会如何讨得詹妮那位易怒的母亲的欢心开过玩笑。
在我那不太可靠的记忆里，华沙和卢布林之间的波兰是一片广袤无垠、供人开垦的黑褐色田野，一条两旁连一棵树也没有的笔直道路横越其中。我们抵达目的地时，天正下着小雪。我们听从了波兰朋友们的建议，在卢布林市中心下了车，从那里步行前进。以前我不知道，这座城市和集中营竟然距离如此之近：卢布林和马伊达内克，它们紧挨在一起，就像物质与反物质，而正是这座集中营吞噬了占全城总人口四分之三的所有犹太人。我们在集中营大门外驻足，读着一块标示牌上的文字，上面写道，有数十万计的波兰人、立陶宛人、俄国人、法国人、英国人和美国人死在这里。四周一片寂静，渺无人迹。有那么一刹那，我心生犹豫，不想进去。詹妮的低声耳语让我心里一惊。
“根本没提到犹太人。看到了吗？一切还是老样子，而且还是官方认可的。”然后她又加了一句，更多的是在自言自语：“黑狗。”
最后这两个字没有引起我的注意。而詹妮其他的那些话，即使不去考虑在修辞上的夸张，其中残存的真实对我而言，也足以把马伊达内克从一座纪念碑、从一种民众为了对抗遗忘而采取的令人肃然起敬的手段，在转瞬之间，变成一种空想的顽疾和现世的危机，一种令人几乎难以察觉的对邪恶的纵容默许。我挽住詹妮的手臂，我们继续向集中营里走去，经过外层的铁丝网围栏和警卫室。警卫室现在还有人用，门阶上立着满满的两瓶牛奶。集中营里异常整洁，铺上了一英尺厚的新雪。我们穿过一片无人地带，双臂都垂在身旁。前方就是监视塔、搭在桩柱上的屋顶坡面陡峭的低矮棚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