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检查一遍。”
我放下包，跟着他进屋去，正好
样难求。所有人都想去。我已经抢下了两个座位，今天下午的飞机。我得在一个小时内让他们知道。”
“伯纳德，我正要去法国。”
“转一下。现在可是历史性的时刻。”
“我过会儿打给你。”
詹妮在一边挖苦：“他得去看看自己犯下的大错被拨乱反正。他需要找人帮他拎行李呢。”
听她这么一说，我已经准备对这趟行程说不了。但在吃早饭时，从我们在厨房水槽边放稳的那台便携式黑白小电视里，发出阵阵欢呼和呐喊声，令我开始感到一种焦躁不安的兴奋，一种在连日的家务生活之后产生的对冒险的渴求。电视里又爆发出一阵小规模的呐喊，我感到自己就像一个被拦在足球决赛赛场看台外的小男孩。历史正在发生，却没有我的份。
孩子们被送到各自的幼儿游戏组和学校后，我又向詹妮提起了这件事。她很高兴回家。她在一个个房间里穿梭，无绳电话总是带在身边，照料着那些在我的看管下已经枯萎了的室内植物。
“去吧。”这就是她的建议。“别听我的，我在嫉妒。不过你走之前，最好把已经开始的事情做完。”
这或许是最佳的一种安排。我重新调整了从柏林和巴黎到蒙彼利埃[4]的航班，并确认了伯纳德的预订信息。我给我在柏林的朋友君特打电话，问我们能否借用他的公寓。我打电话告诉伯纳德，我将在两点钟坐出租车去接他。我取消了原定的约会，留下指示，收拾行囊。电视上，东柏林人在一家银行外排起了半英里的长队，等着领取他们的一百马克。我和詹妮又回卧室缠绵了一个小时，然后她匆匆忙忙去赴一个约会。我穿着睡衣坐在厨房里，热了一下剩饭，吃了顿早午餐。小电视里，柏林墙又有好几段被打通了。人们从地球的各个角落汇集到柏林。一场盛大的聚会正在筹备中。记者和摄制组已经找不到空余的旅馆房间了。我回到楼上，站在淋浴头下冲澡，刚才的甜蜜交欢让我精神焕发，头脑清醒。我一边用意大利语哼着一段还记得的威尔第的片段，一边庆贺自己拥有如此充实而有趣的人生。
一个半小时后，我让出租车在爱迪生路上等着，自己急匆匆地跑上一段楼梯，来到伯纳德的公寓前。事实上，他正站在打开的房门里面，拿着帽子和大衣，箱子放在脚旁。直到最近，他才开始显露出人老时的那种挑剔态度，对自己不中用的记性的必要谨慎。我拎起他的包（詹妮说对了）。他正要把门拉上，却已经开始皱起眉头，竖起一根食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