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穿着睡衣,端着茶水,站在起居室里盯着电视。在这种时候坐着似乎不大合适。穿着尼龙夹克和褪色的牛仔短上衣的东柏林人,推着婴儿车或者牵着孩子们的手,排着纵队,鱼贯穿越查理检查站[1],无人检查。摄像机上下左右地来回摇晃着,闯进一个个热烈的拥抱当中。一位妇女泪流满面,一道电视聚光灯打在她的脸上,使她看上去表情可怖,她张开双手,上前想要说些什么,却因为过度激动而哽住了,说不出话来。成群结队的西柏林人欢呼着,善意地拍打每一辆外形滑稽、勇敢地驶向自由的特拉贝特[2]的车顶篷。一对姐妹紧紧地贴在一起,不愿分开去接受采访。我和詹妮热泪盈眶;而当孩子们跑进来迎接妈妈时,一小幕重逢的短剧和拥抱爱抚在客厅里上演,把一切辛酸悲苦从柏林的欢乐事件中抽走——这一切令詹妮喜极而泣,放声大哭。
一个小时以后,伯纳德又来电话了。从他开始叫我“亲爱的孩子”算起,到现在已经有四年了,我怀疑,就是从他加入嘉里克文学俱乐部[3]之后开始的。詹妮坚持认为,这也就是他从那段称呼“同志”的岁月到现在为止所有的进展。
“亲爱的孩子,我想到柏林去,越快越好。”
“好主意,”我马上回答。“你应该去。”
“机票就像金沙一
听清。重新来,慢慢说。”
詹妮向我做着手势,示意要从我手上接过话筒。但这时伯纳德又开始了。我摇了摇头,双眼盯住枕头。
“把收音机打开,亲爱的孩子。或者开电视,那样更好。他们正在蜂拥通过。你绝不会相信的……”
“伯纳德,是谁正在通过什么?”
“我刚才告诉你了。他们正在把柏林墙推倒!真叫人难以置信,但我现在就看着这一切发生,东柏林人正在通过……”
我的第一个自私的反应是:他现在没什么要我立即去做的。我没必要现在从床上爬起来,到外面做些有用的事。我向伯纳德允诺自己会再打给他,然后挂上电话,把这个消息告诉了詹妮。
“太不可思议了。”
“太难以置信了。”
我们尽量不去理会这条新闻的重要性,因为我们还不属于外面的世界,不属于那个人们穿戴整齐、奋力拼搏的群体。一个重要的原则受到了威胁,那就是:我们的私人生活至高无上。于是,我们继续刚才被打断的甜蜜进程。然而,咒语已经被打破了。在卧室里那黎明前的黑暗中,我们可以想象,欢呼雀跃的人群正在汹涌而过。我们的心都飘到了别处。
最后,还是詹妮开口了:“我们下楼去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