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知道吗，我实际上从来没走过这条街。柏林？66年，在柏林墙建成五周年的时候，曾围绕它举办过一次会议。在那之前，我的上帝！还是在1953年。我们作为英国**党的一个非正式代表团来这里抗议——不
了回来，我心里有些不是滋味。在给冻面包卷涂黄油的时候，我觉得自己正站在琼的立场上挑拨离间。“不过伯纳德，你又怎么看那只昆虫的报复呢？”
“什么报复？”
“詹妮的第六根手指头！”
“亲爱的孩子，午饭我们喝点什么？”
我们首先去了君特在克罗茨堡区[9]的公寓。我让伯纳德等在出租车里，自己则拎着行李穿过院子，把它们提到后院房屋的第四层楼梯口上。对门为我们保管钥匙的邻居会点英语，也知道我们是为了柏林墙而来的。
“不好，”她坚持说。“这儿人太多了。商店里，没牛奶，没面包，没水果。地铁里也一样。太多了！”
伯纳德叫司机带我们去勃兰登堡门，但事实证明，这是个错误的决定，而我也开始明白君特邻居的意思了。这里人山人海，交通极度拥挤。街道平时本来就很繁忙，现在又有许多喷着尾烟的瓦特堡[10]和特拉贝特，在开进西德的第一夜里就外出观光，新增了不少负担。人行道上挤满了人。不管是西柏林人、东柏林人还是外来人，大家都成了观光客。几帮西德小青年，手里拿着听装啤酒或是瓶装汽酒，高唱着足球歌曲，从我们堵牢的车边经过。在后座的黑暗中，我开始隐约感到一丝遗憾：现在自己还没在羊圈里，在那高高立于圣普里瓦之上的房子里打扫收拾，准备过冬。即使在一年中的这个时候，温和的夜色里仍可以听到蝉鸣。接着，我想起了伯纳德在飞机上讲的故事，便驱散了这份遗憾，决心要从伯纳德那里尽可能地取得些收获，继续那本回忆录的写作。
我们放弃了出租车，决定步行。二十分钟后，我们来到了胜利纪念柱[11]，在我们前方，宽阔的六月十七日大街[12]一直向勃兰登堡门延伸。有人在路牌上捆了块硬纸板，上面涂着十一月九日。数以百计的行人都在朝同一方向涌动。四分之一英里外，勃兰登堡门灯火辉煌地矗立着，看起来显得又小又矮，与它具有的重大国际意义不太相称。在它的底基下面，黑暗看起来正在加宽，愈发浓厚。等我们到达后，我们才发现，原来那是不断聚集的人群。
伯纳德看上去好像有点畏缩。他背着双手，身体前倾，仿佛在顶风前行。人们纷纷超过我们。
“你上次来这里是什么时候，伯纳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