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莱士也站了起来。“我希望你能留下来帮助我们。”
“我还希望你们能帮助我呢。”
他绕过桌子走过来。“请相信我，这件事的背后没有扯上帕里，但我倒并不是说你不需要帮助。”他一面说着一面掏茄克口袋。他拿出一板银质透明塑料药片，在我面前晃了晃。“你知道这些是什么吗？我呀，我每天早餐前服用两片。四十毫克。双倍剂量，罗斯先生。”
我沿着走廊匆匆离去，心里再次涌起一阵退缩、孤立的感觉。也许，归根结底，这是自哀自怜吧——一个疯子想要杀我，而法律所能建议的无非是百忧解[5]。
夜色已深，我在我那条街的尽头处下了出租车，利用一排法国梧桐作为掩护，开始朝我们的公寓大楼走去。他不在平时呆着的位置上，也不在克拉莉莎出门时他时而出没的地点。他也不在我身后，不在前方的某条小路上，不在女贞树篱后面，也不在楼房的拐角处。我开门进去，在大厅里站了一会儿，仔细听着动静。从楼下的一间公寓里隐约传出一阕渐入高潮的交响乐章，平庸而又夸张，可能是布鲁克纳[6]的作品，而从我上方的某处，在天花板的空间里，传来水流过管道的声音。我缓缓走上楼梯，一直靠着拐弯处的外侧走。我并不真的认为他能有办法进入大楼，但这份谨慎的习惯让我心安。我开门进屋，用钥匙将前门锁死。空气中的静谧让我即刻明白，克拉莉莎已经在儿童房里睡着了。果然，我在厨房餐桌上找到了她留下的字条：“累死了。早上再聊。爱你，克拉莉莎。”我看着这个“爱”字，试图从它的字形中析取深意或希望。我检查了天窗上的锁扣，然后走进每一个房间，打开灯光，关严窗户。随后我给自己倒了一大杯格拉巴酒[7]，走进书房。
我一直保留着两本通讯录。那个口袋大小的硬皮笔记本是我平日里使用的，出门时带着的也是它。在过去的二十年间，我曾有两次或者三次把它落在了旅店房间里，还有一次落在了汉堡的一间电话亭里，结果不得不再换一本。另一本通讯录是一个已磨损破烂、大裁规格的分类簿，我从二十出头就拥有了它，而且它从未离开过我的书房。显然，如果我弄丢了我的小笔记本，那么它就可以用作备份或信息储存库，不过，经过了这么多年，它已然成了一份个人和社会的历史记录。它记载了电话号码本身的日益复杂；早期条目中的三位数伦敦区号带着爱德华时期那种古怪而雅致的气息。作废的地址记载了许多朋友的飘泊无定或飞黄腾达。有些名字已经不再需要抄写：有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