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不是法西斯分子,也没入过党,不属于任何作家协会。也许这些作家把他看成是“,bao发户”,看成是倒过来的投机分子(因为正常的投机分子应该是告密,谩骂抵抗分子,与警察一道参加刑讯拷打,一心一意卖主求荣,与通敌分子合作),突然发疯(作家和记者的常见病)就不知不觉地(好像一种传染病杆菌)站到了正确的一方来了。
比如,迪先生,朗格多克地区热情奔放的小说家,在自己的日记里写道:他觉得勒普兰斯像皮影戏,没加更多评论。其余的人,个别人除外,都不知道勒普兰斯其人。很少有人说到勒普兰斯的形象,没人提及他写过什么作品。这位拯救过他们性命的作家写什么东西,大家懒得打听。
勒普兰斯我行我素,继续在那家报社(越来越引起人们的猜疑)工作,继续写诗。他天天面临的危险越来越超出了为维持体面生活所需的劳作。他的勇敢往往到了鲁莽的地步。一天夜里,他护送一位受到盖世太保追捕的超现实主义诗人。后来,此人最后进了德国集中营并结束了生命(但不是勒普兰斯的过错)。这位诗人告别时连个“谢谢”都没说:在这位诗人眼里,勒普兰斯只不过做了一个同志该做的事,换作他自己在那种情况下,也会那么做,他不是同事(可怕的称谓),也不是同一行业的同类人。有个周末,勒普兰斯护送一位评论家到法国和西班牙边境附近的小村庄。这位评论家过去说过一些蔑视他某部作品的话语(也许说得对),但在这关键时刻根本不记得了,无论他的作品还是社会价值实在太渺小,太虚幻了。
有时,勒普兰斯以为自己的长相、文化教养、处世态度、读过的书,是被作家们排斥的罪魁祸首。他利用报社和地下工作的空闲时间,在三个月的时间里,创作了一首六百多行的诗,一心发掘二流诗人的神秘世界和备受折磨的心灵。长诗(吃了苦头,费了好大力气)写完后,他惊异地发现自己不是二流诗人。要是换了别人,肯定会继续研究下去,可是勒普兰斯对自己缺乏好奇心,他把长诗给烧了。
1943年4月,他失业了。胡乱地活着,几个月来,不停地躲避警察的追捕、告密者的检举和贫困的煎熬。一天夜里,一个偶然的机会让他躲进了一个年轻的女小说家住处藏身。勒普兰斯感到恐惧。女小说家失眠。为此,二人彻夜长谈。
天晓得勒普兰斯的哪根秘密神经醒了过来,那天夜里他把自己的全部挫折、全部梦想、全部雄心壮志统统倾诉出来了。女小说家像一个法国女人能做的那样,经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