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世了，她都无所谓。要是现在她身旁有杯热牛奶和一片温乎的面包，她都不会动弹一下，不会伸出手去。她坐着，没有惊慌，没有思想。一切都无关紧要，什么都不需要。只有一种漠然的痛苦揪着她的心，压迫着太阳穴。医院里的人和一个穿白大褂的医生在说着关于托利亚的什么事情，她看到的只是他们那大张着的嘴，但听不见他们说的话。地上扔着从大衣口袋里掉出来的那封她在医院收到的信，她不想拣起它，不想掸去信上的灰尘。她不再想，两岁的托利亚如何笨拙地摇摇晃晃走着，耐心而固执地追赶跳来跳去的螽斯。她不再想，她没问问护士，他早晨动手术前，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天是怎么躺的，是侧身，还是仰着身子。她见到了白昼的光売，她无法不见到它。
她突然记起：托利亚满三岁那天，晚上大伙喝茶，吃甜馅饼，他问：“妈妈，为什么天黑了，今天不是过生日吗？”
她见到树枝，见到在阳光下闪闪发光的光滑的墓碑和写有儿子名字的胶合板，“沙波什”几个字母写得很粗大，可紧挨着的却是“尼科夫”几个小字母。她不再想，没有愿望。她什么也没有了。
她站起身，把信拣起，用冻僵的双手抖掉大衣上的土块，把它掸干净。她擦干净便鞋，把头巾抖了好久，直到它不再有灰白的脏点。她系上头巾，用头巾边儿擦掉眉毛上的灰尘，擦干净嘴唇和下颏上的血迹。她朝大门方向走去，不回头，不紧不慢。
三十四
回喀山后，柳德米拉。尼古拉耶夫娜渐渐消瘦，变得像自己大学时代照的那些年轻时的相片。她在凭票供应商店釆购食品，准备午饭，生炉子，擦地板，洗衣服。她觉得秋天的日子太长，无法用什么来填满它们的空虚。
从萨拉托夫返回的当天，她向亲人们讲述了自己的旅行，讲述了她在他们面前想到的自己的过错，讲述了她到了医院，打开包有儿子那件被弹片撕烂的沾满血迹的军衣的小包。在她讲述时，亚历山德拉。弗拉基米罗夫娜喘不过气来。娜佳哭泣着。维克托。帕夫洛维奇双手发颤，无法抓住桌上的茶杯。跑来看望她的玛丽娅*伊万诺夫娜脸色苍白，嘴半张着，眼睛里露出痛苦的神色。只有柳德米拉一人说得十分平静，明亮的、瞪得大大的蓝眼睛显得很精神。
她现在同谁也不争吵，过去她一直是最好抬杠的女人。过去只要谁说上车站该怎么走，柳德米拉立刻就会激动起来，大为恼火，千方百计证明完全不该走那条街、乘那趟无轨电车。
有一天维克托。帕夫洛维奇问她：
“柳德米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