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瞧,”萨盖塔克快活地说,“他们还不满足呢。伊戈尔
时候,就过起花天酒地的日子,有一次因为在饭店里参加流氓活动被警察拘留,父亲只好打电话给内务部副人民委员,了结这件丑事。参加那次流氓活动的有将军和院士等名人的儿子,还有一位作家的女儿和农业部人民委员的女儿。战争时期,萨盖塔克的儿子想以志愿兵身份参军,于是父亲安排他进了两年制的炮兵学校。维塔利因为不守纪律被学校开除,并且有可能随着增补连队被送往前方。
现在维塔利在迫击炮学校学习已经有一个月了,什么事也没有发生,父亲和母亲都很高兴,并且觉得有希望了,但他们总还是有些担心。
萨盖塔克的二儿子叫伊戈尔,两岁的时候害了小儿麻痹症,就变成了残疾人。一双又干又细的腿不能走路,只有靠拐杖活动。伊戈尔不能到学校去上学,老师们就到家里来教他,他学习很用心,很勤奋。
萨盖塔克夫妇为了伊戈尔的残疾,不仅在乌克兰,而且在莫斯科,在列宁格勒,在托木斯克求遍了神经科名医。凡是国外有关的新药,萨盖塔克都通过商务代办或驻外使馆弄了来。他知道,他可能因为过分溺爱孩子受到责备。但他同时也知道,他的罪过并不是死罪。因为他看到一些州的领导干部都有很强的父子感情,也就认为新派人都是特别钟爱自己孩子的了。他知道,他为伊戈尔用飞机从敖德萨请来巫婆,通过快传邮路把远东一个老神汉的草药弄到基辅来,也都不算什么。
“我们的领袖们都是一些特殊人物,”萨盖塔克说,“我就不说斯大林同志了,他没有什么可说的,就连他的亲密战友们也都是这样……他们在这个向题上也总是把党摆在父子感情之上。”
“是的,他们都明白:不是对每个人都提出这样的要求。”格特马诺夫说,并且不指名地说了一位党中央书记严肃对待自己犯错误的儿子的事。谈话气氛忽然一变,大家亲切而随便地谈起儿女们。似乎他们的精神力量的强弱,他们能不能幸福欢乐,都取决于儿女们的脸蛋儿红与不红,儿女们是否从学校里带回好分数,是否能顺利地升级。
加林娜谈起自己的女儿:
“斯维特兰娜在四岁以前身体很不好,老是肠炎,肠炎,折腾得很瘦弱。只有一种偏方能治:吃研碎的新鲜苹果。”
格特马诺夫说:
“今天她在去上学之前对我说:‘班上同学管我和卓娅叫将军女儿。’卓娅却不在乎,笑着说:‘有什么了不起的,将军女儿是很大的光荣!我们班上的元帅女儿才真神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