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说撒切尔改变了两个政党已是陈词滥调：她改变了她的政党以及在野党
对话暂停了片刻。英文系讲师问我，是否认为女性可以成为伟大的作家。我被这个问题难住了。我从未想过这件事。
“事实上，她们多半排在字母顺序的前列——奥斯汀、勃朗特姐妹、艾略特……”
“我们当然会研究这些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不在课程大纲里，虽然你会觉得她很有趣——但是和詹姆斯·乔伊斯相比……”
这合理地介绍了牛津学位课程的偏见与喜好。
我离开圣凯瑟琳学院，沿霍利韦尔街走到布莱克韦尔书店。我从没见过整整五层楼的书店。我觉得头晕目眩，仿佛一时间吸入过多氧气。这时我想到女性。在这所有的书里，女性花了多久才得以写出属于她们的那部分，为何女性诗人和女性小说家至今仍然这么少，被公认为重要作家的更是少之又少？
成了我的优势。
高级导师向我说明圣凯瑟琳是很进步的学院，一九六二年刚成立，致力于招收公立学校的学生，是为数不多的男女混合学院之一。
“贝娜齐尔·布托[4]是这里的学生。玛格丽特·撒切尔在萨默维尔学院攻读过化学，你知道的。”
我不知道，我也不知道贝娜齐尔·布托是谁。
“你希望有女性首相吗？”
我情绪激昂，满怀希望，也为先前听到的话而忧虑。作为女性，我会不会成为旁观者，而非贡献者？我能不能攻读那从来想都不敢想的目标？无论能否实现，我必须尝试。
后来，我获得成功，却被指责为傲慢，我想把那些误解的记者都拽来这个地方，让他们看看，一个女人、一个工人阶级的女人，想当作家，想当好作家且相信自己够好，对她而言，这不是傲慢；这是政治。
无论那天我讲了什么，结果还是好的；我被录取了，延期一年。
这将我直接送到了玛格丽特·撒切尔和一九七九年大选面前。撒切尔气宇轩昂、有理有据，她知道一条面包的价格。她是女性——这使我觉得自己也可以成功。如果杂货商的女儿能当首相，那么像我这样的姑娘也能写一本书摆上英国文学A至Z散文部的书架。
我投了她的票。
希望……在阿克灵顿，女性只能做妻子、教师、理发师、秘书或者在商店干活，此外不可能做别的事。“嗯……女性可以做图书管理员，我考虑过做这份工作，不过我想写自己的书。”
“哪种书呢？”
“我不知道。我一直在写作。”
“大部分年轻人都是这样。”
“阿克灵顿的年轻人不是这样，他们不写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