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驾车在高架桥下，途经工厂低谷区。驶过以琳五旬节教堂时，我看见爸爸身着工装走出来。他正在刷油漆。我松开油门，差点要停车。我想道别，但我没有，因为我不能。他看见我了吗？我不知道。我望着后视镜。他要回家了。而我要走了。
出了镇子，穿行在奥斯沃尔特威斯尔，经过狗饼干工厂。有一些小孩在边门等待粉红色、绿色的骨头形状的碎饼干。其中只有一个孩子牵着狗。
我开着我的莫里斯小面包车——“顽童”的继任者，车上载了一辆自行车、一大箱书、一个装着衣物的小行李箱、一包沙丁鱼三明治，还有二十加仑罐装汽油，没人告诉过我高速公路上买得到汽油。面包车的
左翼工党。较少为人记起的是，里根在美国、撒切尔在英国永远粉碎了战后共识——这共识已维持三十多年。
回溯一九四五年，无论你是英国或西欧的左派还是右派，都不可能用过了时又不足信的新自由主义市场机制在战后重建社会，那将带来非正规劳工，使物价不稳，病人、老人、失业者无补助。我们需要住房、大量的工作、福利国家制度、公用事业与交通运输的国有化。
人类意识转向集体责任是真正的进步；我们理解了我们不仅对国旗和国家、对孩子和家庭负有义务，也对彼此负有义务。社会。文明。文化。
这种意识上的进步既非源于维多利亚时代的价值观或慈善事业，亦非出自右翼政治；它来自战争的实际教训以及——相当重要的——社会主义的优越论点。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英国经济趋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紧急援助，油价飙升，尼克松允许美元汇率自由浮动，难以控制的工会争议，对左派的一种存在性怀疑，这些促使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里根－撒切尔右派击退了关于公平、平等社会的恼人争论。我们要追随米尔顿·弗里德曼及其芝加哥经济学派的同伴，回到以前的市场机制与自由放任，将之装点成新的救恩。
欢迎TINA——ThereIsNoAlternative[5]。
一九八八年，撒切尔的财政大臣尼格尔·劳森将战后共识称为“战后错觉”。
我当时尚未意识到，当金钱成为核心价值，教育就会迈向实用功利，精神生活也不算益事，除非产出可量度的成果。公共事业不再重要。随着廉价住房的消失，选择赚钱花钱之外的生活方式变得非常困难。当社群被摧毁，剩下的只有苦难与偏狭。
我不知道撒切尔主义会出售我们的国有化资产与产业来支撑它的经济奇迹。
我不了解社会私有化的后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