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圣诞节，学校里灯火通明，温特森太太穿着裘皮大衣、戴着羽毛帽子，爸爸洗完脸、刮好胡子，我走在他们中间，感觉一切正常。
“那是你妈妈吗？”有人问。
“基本上是。”我说。
过了几年，我在牛津大学第一学期结束后回到阿克
。炭火照亮了我和爸爸。我们很快乐。
每年的十二月二十一日，母亲会戴上帽子穿上大衣出门——她不说上哪儿去——父亲则和我一起把我做的纸链悬挂起来，从客厅天花板檐口挂到中央的吊灯上。母亲回来时，样子像遭遇过一场冰雹，也可能那是她心头的天气。她带回一只鹅，一半露出袋子，鹅头耷拉在一边，如同一个无人能记起的梦。她交给我——鹅与梦——我拔掉它的羽毛，扔进桶里。我们留着羽毛，用以填塞任何需要重新填充的东西，存起刮出的厚厚鹅油，过冬时烤土豆用。除了甲状腺有问题的温太太，我们认识的每个人都瘦得跟雪貂一样。我们需要鹅油。
圣诞节是每年一次我母亲出门走进世界，且看起来世界不仅是一片苦海的时候。
她穿戴整齐，来参加我们学校的音乐会——这指的是穿起她母亲的裘皮大衣，戴上黑色羽毛做的发箍半帽。帽子和大衣大约是一九四〇年的，当时已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但她穿戴起来仍派头十足，她总是姿态优雅，况且整个北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前都与时代脱节，没人注意时装。
音乐会抱负不凡；上半场是令人敬畏的乐曲，比如福雷的《安魂曲》或《圣安东尼颂歌》，需要合唱团和管弦乐队全员协力，通常还有曼彻斯特哈雷管弦乐团一两位独奏者加入。
我们有一位音乐老师在哈雷乐团演奏大提琴，她也是为电器所束缚的那一代女人，因束缚成了一半疯子一半天才。她希望女生们了解音乐——要歌唱，要演奏，要绝不妥协。
我们很怕她。她在校会上弹钢琴的话，会弹拉赫玛尼诺夫，她的黑发垂覆在施坦威钢琴上，指甲永远鲜红。
阿克灵顿女子中学的校歌是《现在让我们来赞扬那些著名的伟人》[12]，一所女校选这首作为校歌很糟，不过倒是助我成为一名女性主义者。著名的女人——确切地说，任何女人——在哪里，我们为何不赞扬她们？我暗自发誓，我要成名，要回来接受赞扬。
这似乎不太可能，我是个糟糕的学生，松散又难管，年复一年成绩不佳。我无法集中精神，许多东西也听不懂。
我只擅长一件事：文字。我比其他人读过更多文字，多得多，我深知文字如何发生作用，正如有的男孩熟知引擎如何运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