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课，兼收法学院学生和所有研究生。那门课叫「法律的哲学，哲学的法律」，由我跟一个老朋友合作授课。我们讨论法律的公平性、司法系统的道德基础，以及有时法律会如何牴触我们国家的道德观。教室就在锥蒙大楼241室，过了这麽多年以后！下午，我会跟朋友碰面。朱丽娅去上裸体素描课。另外我们在一个非营利组织当义工，专门协助其他国家（苏丹、阿富汗、尼泊尔）的专业人员（医生、律师、教师）在各自的领域找到新工作，即使这些工作跟他们之前在本国做的只略微相关：护士变成医疗助理，法官变成法律助理；其中我帮过的几个人后来去读法学院，我碰到他们时，就会聊聊他们现在学的，以及美国的某些法律跟他们原先所知的有多麽不同。
「我想我们应该一起做一个项目计划。」那个秋天我告诉他（他还在那个艺术家非营利组织做公益服务，我后来也去当义工，发现那个组织比我原先想的更令人感动。我原本以为那只是一群没有才华的文人想要创作，但显然永远不会成功。儘管事实上的确是如此，但我发现自己跟他一样，都很佩服这些艺术家，佩服他们的坚持，他们傻气、勇敢的信念。没有任何人、任何事可以劝阻他们不要过这样的生活，不要当个艺术家）。
「比方说？」他说。
「你可以教我做菜。」我告诉他，他用那种表情看了我一眼，就是要笑不笑、觉得很乐还不想表现出来的表情。「我是说真的。真正做点菜，让我多学六七道料理。」
于是我们开始了。每个星期六下午，他工作完，或是拜访过吕西安和欧文夫妇，我们就开车到加里森，有时只有我们两人，有时还有理查德和印蒂亚、杰比或某个亨利·杨和他们的太太，星期天我们就会做菜。在这个过程中，我主要的毛病又,bao露出来，那就是缺乏耐性，根本无法接受无聊。煮菜时，我会跑去找别的东西来读，忘了我的义大利炖饭，结果烧成一堆烂糊，或者我会忘记把橄榄油裡的胡萝卜翻面，回来就发现烧焦了（看来烹饪很多部分是要轻拍、要泡、要观察、轻抛、转动、抚慰，这种种要求总让我联想到人类的婴儿期）。我的另一个毛病，他告诉我，就是坚持创新，这在烘焙中显然是失败的保证。「哈罗德，这是化学，不是哲学，」他总是这麽说，同样是那个半笑的表情，「你不能不遵守特定的分量，还希望做出该有的样子。」
「说不定烤出来会更好啊。」我说，主要是为了逗他，只要觉得有可能让他开心一点，我总是乐于扮演傻瓜。于是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