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面,似乎太不关心。总之,司马迁想要东西,在现有史书里面是找不到。然而,现有史书究竟在哪方面不能令他满意呢?恐怕他自己也要到写出来之后才会真正清楚吧。应该说,早在批判已有史书之前,他就已经萌发要将郁积于胸中并不断跃动东西写出来强烈愿望。或者说,他批判,只能通过创新来表达。至于自己脑海中长久构思东西能不能称为“史”,他也并无自信。但是,无论能不能称为“史”,这些东西也都是不得不书写下来(无论是对于世人,还是对于后世而言,都是必需。尤其是对于自己来说,更是不得不写)。对于这点,他倒是充满自信。他效仿孔子,采取“述而不作”之方针。但是,在“述”和“作”具体内容上,他与孔子是大不样。对于司马迁而言,仅仅是写成事件罗列式编年体,是不能算作“述”;而妨碍后人解史实,过于偏向道义性判断,则应该归入“作”之范畴。
此时,汉朝平定天下以来已经传至五代[7],历时已有百年,之前因始皇帝反文化政策而湮灭或隐匿起来书籍,也终于开始重见天日,文运将兴郁勃之感十分强烈。不仅仅是大汉朝廷,整个时代都在期待着史书出现。就司马迁个人而言,父亲临终遗言激励伴随着他自身学殖、眼力与笔力提高,正在不断地发酵之中,件浑然天成伟大作品仿佛已呼之欲出。他工作,进展得十分畅快,甚至到令人担忧是否过于畅快地步。这说是因为,在写开篇五帝本纪到夏、商、周、秦“本纪”时,他不过是名合理编排史料,追求记述之准确周密技师而已。但在写完始皇帝,进入项羽本纪写作阶段时,那份技术人员冷静就逐渐丧失。读他文章,时常会让人觉得项羽魂魄附在他身上,或者说他自己变成项羽。
“项王则夜起,饮帐中。有美人名虞,常幸从;骏马名骓,常骑之。于是项王乃悲歌慷慨,自为诗曰:‘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歌数阕,美人和之。项王泣数行下,左右皆泣,莫能仰视……”史书能够这写吗?司马迁自己也疑惑。能够以如此热情洋溢笔触来书写历史吗?对于“作”,他是极为警惕。他时刻提醒自己:唯“述”而已。事实上,他写作也确实是唯述而已。但这种“述”却又是多生动传神啊!若非形象思维超常发达人,是绝不可能作如此记述。有时候他害怕自己犯“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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