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教义，又博采儒、墨、法、名等诸家学说，融会贯通，将其统统转化为自己
学问。他对于自己头脑和意志有着绝对自信，而这种自信又原封不动地传给
他儿子。在训教儿子方面，他所做出最大贡献，就是在传授完诸家学说之后，又让他行万里路，畅游海内。在当时，这种家教真可谓是别具
格，而对于日后史学家司马迁而言，无疑是大有裨益。
元丰元年，武帝东巡，登上泰山举行祭天大典之时，竭忠敬业司马谈偏偏病倒在周南[6]。在天子始建汉家之封时，自己未能躬逢其盛，为此，司马谈郁愤难耐，竟至含恨死去。他毕生愿望，就是编纂部贯穿古今通史，结果却在仅仅完成史料收集工作之后，便撒手人寰。司马迁在其《史记》最后篇章中，详细描述他父亲临终时光景。文中写道，知道自己大限将至司马谈，将司马迁唤至病榻前，执其手，谆谆叮嘱修史之重要，泣泪哀叹自己无用，身为太史令却未能着手此事，导致贤君忠臣事迹空埋地下。他说道：“
死之后，你必定继任为太史令。你当上太史令之后，切勿忘要实现著述之志。”并再三叮嘱，这才是对自己最大孝，定要铭记在心。司马迁听罢，俯首流涕，发誓决不违背父命。
父亲死后两年，司马迁果然继任太史令之职。他本想利用父亲所收集资料以及宫中所收藏秘籍，立刻着手于那件父子相传天职，但上任后却立刻被课以修改历法重任。他心无旁骛地整整干四年，终于在太初元年得以完成。随即，他便开始《史记》编纂，时年四十二岁。
其实，关于此书谋篇布局，他早已成竹在胸。根据他构思，他将采用种崭新形式，种与之前所有史书都不同形式。在以往史书中，就彰显道义性评判准则而言，当首推《春秋》，但就史实传承角度来看，他又觉得此书未免不尽如人意。他以为，既然是史书，就理当记录更多史实。比起道德训诫来，史实更为重要。至于《左传》和《国语》，倒是富于史实。尤其是《左传》，其叙事之巧妙，令人叹为观止。但二史并未对创造出历史个个具体人物深加探求。诚然，他们在历史事件中个人形象与表现，已被描绘得栩栩如生，可他们何以会有此作为？已有之史书在个个具体人物身世溯源方面还相当欠缺。对此，司马迁自然是不以为然。更何况，从前史书，其着眼点都在于如何让当代人解过去，而在如何让后世解当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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