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的，我说。我把卡失效的事也跟她说了。
他们把那些卡冻结了，她说。我的也一样。团体里的也是。所有卡上性别标明是F（女）而不
东西，主任又说。好像我们想把它们拿走似的。
我们聚集在馆外的石阶上，相互间无言以对。没什么好说的，因为谁也不明白究竟发生了什么。我们相互看着别人的脸，每个人脸上除了不安就是有些羞惭，仿佛我们做了什么不该做的事被人逮着了一样。
这简直令人不可容忍，一个女同事说，但语气并不那么肯定。这件事中到底有什么令我们觉得该当如此？
我回到家时家里没人。卢克还在上班，女儿在学校里。我感觉很累，腰酸背痛。可刚坐下，又忍不住站起来，似乎没有办法安安静静坐着。我在房子里走来走去，从一间屋到另一间屋。我记得自己不断触摸家里的东西，这个举动也是无意识的，只是把手指头放在那些东西上面而已。烤面包炉，餐桌上双柄有盖的糖缸，还有客厅里的烟灰缸。过了一会儿，我抱起猫，搂着它继续走。我盼望卢克快点回家。我想我应该做点什么，采取一些行动，可又不知道该采取什么行动。
我试着继续给银行打电话，但还是同样的录音。我给自己倒了一杯牛奶——对自己说神经已经过分紧张，不能再喝咖啡——然后来到客厅，在沙发上坐下，把一口未喝的牛奶小心翼翼地放在茶几上。我把猫贴到胸前，感觉它在我喉咙边呼噜作响。
又过了一会儿，我往母亲的住所打电话，但无人应答。那时她已经基本安顿下来，不像过去那样频频搬家，隔几年就搬一次，如今住在河对岸的波士顿。我等了一会儿，又给莫伊拉打。她也不在。半小时后再试，终于通了。在不断打电话的空当里，我就在沙发上坐着。头脑里想的是女儿在学校里的午餐。心想也许花生酱三明治让她吃得太多了。
我被解雇了，在电话里一听到莫伊拉的声音我便忙不迭地告诉她。她说她呆会儿过来。那时她在一家妇女团体的出版部门工作。专门出版有关控制生育、预防强*及诸如此类的读物，虽然那时对这类东西的需求量不再像早先那么大了。
我待会儿过来，她说。她一定是从我的声音中听出来我对此求之不得。
一会儿后她到了。好了，她说，一边脱下夹克，懒散地一屁股坐到那张特大号椅子里。把经过说给我听听。等等，还是先来杯喝的。
她站起身，到厨房去倒了两杯苏格兰威士忌酒，回来坐下。我则试着把事情经过告诉她。听我说完，她问，今天用电子信用卡买东西了吗？
